“公共空间”与晚清散文新文体

“公共空间”与晚清散文新文体

丁晓原

（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215500）

      (“公共空间”是哈贝马斯的一种命名，本文用以指称报刊。晚清时期的报刊，对中国散文实现由古典向现代的转型，具有显见的历史意义。基于“公共空间”的晚清散文，其写作主体多为公共知识分子，题材多关涉重大的公共事务，题旨是对时代主题的阐释。由梁启超主创的“新文体”，正是典型的“公共空间”生态中生成的文本。)

      法国哲学家、文学家保罗·萨特曾经说过：“写作的自由包含着公民的自由，人们不为奴隶写作。散文艺术与民主制度休戚相关，只有在民主制度下散文才保有一个意义。”[i]晚清的时代远不是一个民主的时代，但“王纲解纽”的社会存在，为知识分子的“自民主”创造了条件。所谓“自民主”，就是说这种民主并不是来自体制内的自上而下的“给予”，而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的社会历史背景中，基于本我主体性的自觉，感受着民族困境的深度刺激而生成的一种思想自主言说的精神诉求。晚清的主流散文——以宏大的时代话语作为基本的言说要素的散文，无疑是其时散文作家（很多是以启蒙为其职志的知识分子）进行“自民主”的一种重要的存在方式。晚清散文作家“自民主”的实现，有赖于他们自身非自奴化的精神空间的拓展和文体传播的物质空间的建立。

一、基于“公共空间”的知识分子写作

      言及晚清散文的精神空间与物质空间，我们容易联想到哈贝马斯所谓的“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恰好是现代——启蒙的产物。所谓‘公共领域’，就是私人聚在一起，议论、讨论公共事务，形成意志，达成共识”；“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ii]晚清中国虽然并没有生成欧洲式的“市民社会”，但知识分子类群的出现，由于他们自身的某种身份规定性，必然地会营构公共的“活动空间”，以“议论”、“讨论公共事务。”对晚清知识分子类群的“活动空间”或“活动空间”的一种，李欧梵有具体的指说：“自晚清（也可能更早）以降，知识分子如何开创各种新的文化和政治批评的‘公共空间’？所谓‘公共’，这里指的不一定是‘公民’的领域，而是梁启超的言论——特别是所谓‘群’和‘新民’的观念——落实到报纸而产生的影响。换言之，我认为晚清的报业和原来的官方报纸（如《邸报》）不同，其基本的差异是：它不再是朝廷法令或官场消息的传达工具，而逐渐演变成一种官场以外的‘社会’声音。”[iii]在李欧梵看来，作为大众（社会）传播媒体的报刊，正是晚清诸种“公共空间”中的一种重要的存在形式。

      晚清报纸，作为一种公共空间，或者作为一种营造公共空间的公共空间，它的出现不只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重大事件，而且在中国思想史、文学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体制中，作为体制之外的民间自由言说的机制并不存在。因此，尽管中国有世界上最早的报纸形态邸报，但我们从它的命名之中就可以知道，它是在封建机构与官吏之间流通的用以传播朝政信息的“官报”，与近代作为大众（社会）传播媒介的报刊并无关涉。中国近代报业的兴起导源于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在华办报行为的刺激。西方传教士和商人在华开办报刊，他们当然怀具各自的目的，但同时在客观上为近代中国输入了西方报刊的形态模式，增强了久于闭关自守的中国士人的新闻意识，其中有的报纸则成为当时议论公共事务的“公共空间”；进而中国开始形成自己的报业，一种非官方的可以传播各种信息的载体，其中像《循环日报》、《时务报》、《新民丛报》等成为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自由论坛。这些报纸，作为最为重要的“公共空间”，它一方面聚合起了知识分子的类群，另一方面又为他们的价值实现提供了必要的物化条件。知识分子往往通过向社会发言来实现他们参与社会事务、建立公共价值观念的职志的。这样，作为社会传媒的报纸，不仅激发了他们思想的机能，而且为他们思想的表达提供了阵地。晚清的主流散文，一种思想性写作的型态，无疑其中很大部分就来自于知识分子在报纸这一“公共空间”所作的言说。这样一种特殊的情况，部分地生成并决定晚清散文的若干特质。因此，我们研究晚清散文，就不能不关注报纸对散文所产生的影响。

      我们可以显见的史实是，晚清报刊是晚清散文得以存在并发展的最为重要的渊薮。散文写作的方式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