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大地的原生形态--祝勇答问

      蒋蓝：这两天读完《祝勇文化笔记》已出版的四本，即：《北方——奔跑的大陆》《江南——不沉之舟》《凤凰——草鞋下的故乡》和《旧宫殿——未曾消失的隐痛》，这些作品与你前些时候出版的作品一样，彰显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文化品格。请谈谈你在动笔之初，是如何为“祝勇文化笔记”定位的？

　　祝勇：在动笔写这些作品的时候，我并没有过多地考虑定位问题，但是，大致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民间视角和批判精神。其实，我这些年的写作，无论是对知识分子精神历程的反思，还是对民间文化资源的整理，都基于此。实际上，这两点是相辅相成的。民间文化传统与精英知识分子传统一样，是我们民族文化传统的宝贵资源，过去我们对于知识分子传统关注较多，比如老庄、王阳明，而对民间文化传统关注不够。民间可以成为知识分子的思想库，而且可以成为我们思想的摇篮，真正的知识分子都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发言的，只有从民间视角出发，才可能真正具有批判精神。

　　现在从事历史文化题材写作的人比较多，有些人很乐于成为此类题材的垄断者。但从事写作的人都知道，题材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不是写什么，而是怎样去写，根据什么立场去写。有些历史文化散文的写家，虽然关注的是历史文化传统，但他们并不真正具有民间立场，更没有批判精神，他们是思想上的懒汉，充其量只是历史知识的二道贩子，他们去当历史教师可能比当作家更合适。这是我在写作中需要极力回避的，我笔下的题材，有的已经有人写过，有的编辑因此怀疑我是否有再写的必要，这觉得这很荒唐，我肯定有我自己的评断尺度，我不相信有什么人能够跟我写的一样。

　　蒋蓝：目前，有不少作家将自己的视角转移到人文地理领域，打破了以往的“地理话语”那种单调、沉闷的叙述格局，为读者提供了一种崭新的审美模式。你如何看待目前流行的这类旅行记、人文考察笔记？

　　祝勇：这类作品大抵分为两种，一种是旅行者、暴走族所记录的旅行笔记，它们大多传达出作者对于某种生活方式的渴望，而文学价值并不很大；另一种是知识分子的田野笔记。对于前者，我不想多说，而只想评论后者。知识分子进行田野调查，是五四以后从西方学界引入的一种学术传统，像我们所熟悉的费孝通、梁思成、晏阳初等，都曾进行过大量的田野调查，这些田野调查，成为他们进行学术活动的重要基础，在当代，也有许多知识分子把田野调查作为他们学术研究的前提，比如葛兆光在写《中国思想史》的时候，就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走出书斋，走向民间，不仅有益于他们的写作，而且会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他们的思维方式，使他们的作品更加能够与历史和民众的血脉连接。我这些年走的地方很多，民间文化资源使我具有强烈的写作冲动，我感觉有写不完的东西，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沉静下来，找到合适的表达方式。至于这些作品的价值，我想现在不必急于判断，过些年，价值自然会显露出来。我曾经主编过一套《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丛书，是一百多年前西方来华的记者、外交官、传教士撰写的观察中国的田野笔记，今天看来，价值十分巨大，它们的写法、观察问题的角度，与中国人截然不同。它们为我们提供了与官方正史完全不同的历史另类版本。

　　当代进行这些写作的作家很多，我喜欢的有云南的于坚、山西的张锐锋等，尽管知道他们的读者不多，但我相信他们的作品的价值不会被掩埋在时间的尘埃中。

　　蒋蓝：很显然，仅仅依靠散文的力量不足以呈现大地的立体形态。你在这几本著作里，融合了多种文化资源，你如何看待这种“互文性写作

　　祝勇：所谓互文性写作，就是在一部作品中动用多种写法，比如小说、散文、学术等等，或者说，我在写作的时候，已经不考虑文体的界限，只要有利于表达，什么工具都可以动用。比如我写《旧宫殿》，是描述紫禁城的历史，通过解读建筑来解读权力的暴力色彩，通过解读硬件来解读软件，透过金碧辉煌的宫殿，揭示皇权系统中不可告人的一面。在动笔之前，我预感这样大的涵盖面，没有一种文体能够胜任，所以，我进行了一种写作实验，多种文体兼用，这实际上是一种写作冒险。

　　结果还好，2003年完成以后，我把作品给了《花城》，《花城》的主编很有魄力，不仅全文发表，而且放在头条位置上。这个位置通常只发表长篇或者中篇小说。有意思的是，当年的几种文学选本都选了《旧宫殿》，但是很难归类，小说、散文的年选都选了，上海的程培德先生就把它收入他主编的《2003年最具影响力中篇小说》中

　　蒋蓝：在你的叙述言路中，我注意到你总是设法使静态的历史、地缘资料“活”起来，大幅度地描绘了你置身文化景观当中的思考。我记得你说过：“对于一个漂泊者来说，心有所系终是一件幸福的事情，哪怕它只是一间残破的老屋，或者一只古旧的渡船。不论它是存在于记忆里还是想象中，也不论它在别人的眼中是怎样简陋，对于游子来说，那便是他心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