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师们如何写散文

      尽管诺贝尔文学奖的公正性、权威性一向受到舆论的质疑与责难，尽管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名单里，确实遗漏了原本不应当遗漏的托尔斯泰、易卜生等世界级的大师、文豪，但是，如果我们还保持着审美评价所需要的心态的客观和目光的清醒，那么就应该承认：就整体而言，诺贝尔文学奖毕竟不失为20世纪最重要的文学——文化现象；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及其绝大多数作品，还是基本上代表了近一个多世纪以来世界文学的发展脉络和艺术高度。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谈论一些文学现象和创作问题，完全可以把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与作品，当成一种背景，一种参照，甚至一种坐标。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进入相关的艺术文本，来看看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如何写散文，就中获得某些启示与借鉴，便不仅顺理成章，而且很有必要。

      首先，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散文，常常从宏阔而高远的心灵视野出发，以深沉的忧患意识，感应时代风云，思索历史走向，关注普遍意义上的人性状态和人类命运，追求大向度、大命题之下的精神自省与道义承担，努力服务于整体的社会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请读读斯坦贝克取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地随笔》吧。该著有对法西斯战争罪行的无情揭露，有对盟军士兵战场情形的真实描述，但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它透过战场的硝烟，发出了严厉而痛切的呼喊：过度的军备和骄奢，将使人类走向自我毁灭。罗曼·罗兰的《贝多芬传·序》是一曲英雄交响的开场白。它直面人生的痛苦与世事的艰难，并因此而全力讴歌那些“为了善而受苦的伟大的心灵”，这时，坚强而纯洁的贝多芬，便成了受难者的支撑和榜样，同时也成了人类战胜苦难的强大的精神力量。当然，这并不是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散文作品只有精英取向，而无世俗情怀。事实上，它们也常常表达作家日常的生活经验和感性的生命形态，只是即使在进行这类表达时，作家亦往往赋予一个大的背景或一种深的血脉。用大江健三郎的话说：“我在文学上最基本的风格，就是从个人的具体性出发，力图将它们与社会、国家和世界连接起来。”关于这点，人们读聂鲁达《归来的温馨》、马哈福兹《人生絮语》、帕斯《窗外的景致》等作品，均不难有所领悟。

      其次，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散文在展开文学言说时，常常映现出坚实的文化支点和丰厚的学识底蕴，它们作为“水面”之下的“冰山”，托举起作品独特的审美视角与艺术空间，也赋予了作品相应的社会重量和人性深度，使其具有了恒久的思想价值与人类意义。譬如，罗素是20世纪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他以哲人的目光和心灵，写出了《论老之将至》、《我为何而生》、《爱在人生中的位置》等文，其看似寻常的话题，却形成了令现代人醍醐灌顶的力量。邱吉尔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中绝无仅有的政治家，他无论是做战争动员抑或是谈绘画艺术，都保持着政治家的高迈、睿智和激情，正是这些素质使得他的散文无愧于世界文学名著。帕斯的散文集《孤独的迷宫》备受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的青睐，但这部作品与其说是文学的，不如说是社会学的。他有关墨西哥历史与现实的种种剖析和描绘，除了艺术美感之外，更贻人以民族的认知和人类的思考。

      第三，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的散文，文体斑驳、形式多样，内中除了通常所说的叙事性、哲理性和抒情性散文外，还包括了演讲、对话、随笔、箴言、书信、日记、特写、传记、报告、回忆录等书写样式。这似乎告诉人们：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有着相当开放和自由的散文观念，他们在创作散文时，并不怎么在意散文应当是什么样子，而是更注重从内容传达的需要出发，去选择和营造最恰当、最合适的散文文体。而在具体的散文文本的建构过程中，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家也不特别讲究所谓技巧手法，而是更崇尚和追求一种无处不在的文学性，即将自己特有的思想、性情、智慧、学识，自然而然地转化为灵动超然的艺术叙述。这时，通篇作品作为散文，或许缺乏“形”的规范，但却分明具备了“神”的特质——种美的感染力和征服力。显然是因为这一点，一些更接近经世致用的作品如罗素的《西方哲学史》、邱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福克纳的《在卡洛琳·巴尔大妈葬礼上的演说》、艾略特的《〈尤利西斯〉：秩序与神话》、库切的《何谓古典》等，才理所当然地进入了文学的殿堂。毫无疑问，这为一直在讨论散文的本质与疆界的国内文坛，提供了“可以攻玉”的“他山之石”。（本文作者系《海燕》文学月刊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