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建作家谈散文

　　蔡其矫：

　　中国传统的散文，从司马迁、欧阳修到徐霞客，都是行走的散文。中国现代的散文，五十年代的四家：杨朔、秦牧、刘白羽、郭风，也大都是行走的散文，其中秦牧加进了智识，郭风注入了乡土，刘白羽是抒情，杨朔是议论。到了改革开放年代，散文有了变化，出现余秋雨，从《文化苦旅》到《行者无疆》，也全部是行走的散文，又加进了大文化，发展了司马迁的历史、徐霞客的地理，可称之谓“文化散文”。五十年代的散文是抒情诗人的散文。改革开放年代的散文是学者的散文。范围扩大了，也深入了。何为把小说笔法引入散文。北北的散文从乡土进一步迈向小说。看来，散文是变动的。

　　南　帆：分类与自由

　　我想提到一个意味深长的往事：开始喜好一批散文的时候，我并没有强烈地意识到“散文”这个概念。我的散文阅读止于适意随缘。不再扮演批评家或者文学史观察者的角色，我就可以理直气壮地照顾自己的兴趣和嗜好。一张有趣的便条不妨连续读三遍，另一篇名家之作却可能因为枯燥而弃置不顾。这是个人的权利。由于这个缘故，我对于“散文”家族内部的种种亚分类心不在焉。杂文，小品，随笔，语焉不详的“美文”，还有“文学散文”，这些类别之间的细微差异似乎没有太大的意义。况且，这些分类时常缺乏一个共同的理论平面和严格的逻辑体系。叠床架屋之论比比皆是。

　　这是不是有些不负责任？――一些理论家正在为上述分类争执得面红耳赤。他们都持有文类纯粹化的倾向。他们心目中，不同的文类乃是不可逾越的区域，这仿佛是一种天经地义的秩序。如果不小心把小品归入杂文之列，那就如同不可饶恕的文学乱伦。然而，我觉得种种分类系统均是人为的产物。分类的依据和原则隐含了人们的认识意图。如果分辨一些家具是桌子还是椅子，这意味了人们企图了解这些家具的功能；如果试图了解制作这些家具的材料或者制作方式，那么，人们就会按照木制品、藤制品、塑料制品或者手工制作、机器制作划分类别，如此等等。一旦发现“文化散文”或者“学者散文”这些术语，人们就可以判断，批评家关注的焦点大约是素材和作者的社会身份。总之，人们没有必要机械地锁死文类。我不想详尽地绘制杂文、小品、随笔、美文或者文学散文之间的边界，因为这种文学地图说明不了这个问题：某些散文为什么富有魅力。人们无法证明小品一定比随笔生动，或者杂文的确不如美文。《庄子》曾经倾倒了古往今来的许多读者。然而，谁又能够把这部汪洋恣肆、变幻无端的著作塞入“杂文”或者“小品”这些称谓之中？不少人肯定已经意识到：对于某些作品说来，分配到哪一个文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的精神标高。的确，散文的魅力是我唯一关心的问题，或者说，我的分类就是两项：有魅力的散文和缺少乏魅力散文。这时，我甚至不惮于被称之为趣味主义者。

　　或许有必要承认，我对于散文内部亚分类的漠视包含了更为深刻的原因。分类以及类别的命名意味了某些特征的固定、普适化，并且被赋予纯粹的品质。这是规范的诞生，也是划地为牢的开始。类别本身成为一种权威，一种鉴别的关隘，同时也是一种拘禁。“不伦不类”被视为一个贬义的评语。某些既非杂文、亦非小品文或者美文的作品失去了文类的庇护而无所藏身。我曾经对于“随笔”之称由衷地喜爱。按照字面涵义，“随笔”理应是一种没有限制的写作；然而，现今的批评家似乎也在处心积虑地为“随笔”制订各种文体条款。这些亚分类的定型表明，“散文”这个概念正在分解为一系列细化乃至量化的指标体系。这是理论的凯旋吗？

　　其实，任何一篇心血之作都包含了独异的动机、意图、主题，并且渴求独异的表意方式。某些时候，刻意的、僵硬的文类躯壳可能强行抑制了种种奇思妙想。诗或者韵文，小说，戏剧，理论论文俱已分疆而治。这些大型文类不仅是一种表意方式的组织，一种视域的规引，一种特定的时空感觉；同时，这种组织和规引也理所当然地付出了代价。简言之，这些文类如此严饬，以至于无法收容种种散兵游勇式的素材，例如一种情趣，一些精采的理念，一个巧妙的发现，或者三言两语，或者洋洋万言。我的设想之中，散文即是这些散兵游勇的驻地。许多时候，散文甚至不在乎是否中规中矩的文学。文学史保存的一批散文名篇当初并不是有意地以文学的面目出现，例如檄文，奏章，书信，日记，如此等等。总之，无拘无束是散文的独特性格。我曾经表示，我仅仅对散文的两个特征深为兴趣：第一，散文是不可定义的――除了诗、小说、戏剧，余下的均是散文；第二，散文具有一种反文类的倾向，散文时常隐蔽地解构了既定的文类。因此，“水”是散文的巧妙比拟。水无定型，文无定法。这一切无不指向散文的基本精神――挣脱文类的规约而纵横自如。

　　我为什么转身介入了散文的写作？我所倾心的即是散文的自由。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仅仅热衷于同论文打交道。论点，论据，论证，逻辑，概念，范畴，归纳或者推理，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