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维度

　　要恰切把握中国现代性的跌宕韵致，它的发生及其视界形成，是这一研究的起点。后发型现代性的中西之辨问题——远较古今之争更是中国现代性的起始主题——都是当下研究绕不过去的话题。新儒家熊十力说中西的分辨，其契要在“能观异以会其通、庶几内外交养。”观异而会通，表明文化认同与文化差异之间的必要张力，是中西之辨的根本命题，其态度应是“吾人于西学、当虚怀容纳、以详其得失。于先哲之典、尤须布之遐陬、使得息其臆测、睹其本然、融会之业、此为首基。” 所以分辨的终极追求是为中国文化现代性的自我生成提供深刻的文化基础，文化现代性的自写能力根源于自身，因此必以“己”为根柢，“唯有反求诸己、而自识其所固有之真源。保任勿失。扩充不已。”最终经保任而得以扩充的依然是自身的文化真源，这又必以“己”为文化归趣。这中西之辨的趣向，周作人曾作过相似的阐述:“认清了上自圣贤下至凡民所同具的中国固有思想，外加世界人类所共有的新兴文明，胆大心细的决行调整，基础既定，然后文化工作才可以进行。”可见中西之辨的理致展开的是文化现代性的生成方式和背景，对它的认知于本论题之意义是，将为文学理论之一的散文理论的现代性形态，提供一个更合理的理论视角和深具价值的解释空间，这也是本导论意欲达到的目标。

　　中国散文理论的现代性，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必要延伸，因为其创设者胡适、周作人、林语堂、梁实秋等人，也是那场从外观到内质同时改变了中国人的五四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他们首先倾心于中国文化的开新，并因着个人的气质和喜好而将思致拓向散文，这使得他们关于散文理论的思索始终与其更宏阔的文化运思相绾结，在其文化现代性思理的幽微处总是透露出散文的真谛，反之亦然。散文在文学而文化的现代性诉求中历史地体现了难以抑止的价值，这一点早在晚清的“文界革命”中就已逞现出来，梁启超基于中国文化现代性的初衷而认识了文学的意义，进而开启了散文现代观念，但也正由于这一更重要的衷曲以及历史的机运所限而未曾完成散文理论的现代性建构，但它的启钥之功及其必要的指导之力都是现代性论述无法忽视的。不仅梁启超的意义在散文、文学而文化的现代性研究中尚未得到必要的强调，散文文体本身的价值在20世纪的理论研究中也未曾得到足够深入的体认，更遑论不断着意偏离政治文学主流的散文现代性理论了。本文之所以用力于散文理论的现代性研究，意在使散文文体的意义得以彰显，而不仅止于梳理出现代性理论的构想过程。散文本身的意义是由于它无尽丰富的内蕴不断向我们展开而历史地生成着，因此有人将散文称作“不确定的文体”，正是这不确定性使它具有了无法抗拒的魅力，这一点在散文的写作广泛而从未停止的事实上得到应验，而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经验与贫乏》中对此作出过理论上的印证——本雅明是从浪漫主义文学理论展开论述的，而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精神对五四散文（文学）的影响之深，梁实秋、林语堂、周作人都有明确的论述，因此这一文学精神是值得加以关注的。本雅明指出浪漫主义者把散文称为文学的理念，是因为他们认为，文学理念有其个性，而要确定这种个性，没有比散文更为深刻、更为贴切的了，德国浪漫主义者诺瓦利斯发现散文因素是使文学得以扩展、奔放的成分，由于它的存在，文学各组成部分之间没有了密切的联系，也就不受特别严格的节奏法则的约束，它因此获得了表现有限事物的能力，并使其整个结构都表露出它是流动的产物，“表露出它的原本有弹性的、不受限制的特点，表露出它的全面能力。只有它的成分的组合是无规则的，而它的秩序，它与整体的关系仍是不变的。它之中的每一点魅力都四面传播。”这样文学就有望成为扩展的文学，无限的文学，所以散文被认为“是文学形式的创造性的土壤，所有这些形式都经它中介，把它作为它们的创作源泉而分解于其中。”这些观点最先是基于小说理论研究得出的，但却深刻提示我们散文的价值尚有许多未被恰切体认之处，散文对于文学的意义更应该成为自身文体理论设立的出发点，正如诗意对于文学的意义总是诗歌文体研究的起点一样。这将是我们理解散文理论的现代性想象的入路，五四文学现代性以散文为先导，也可以从这里找到合理的说明。由于文学本质上冥切于文化，而文化的背景是文学及其理论生成的必要情境，本论文的论述将始终基于文化现代性视角进入文学现代性畛域，最终落实于散文理论现代性的构想。

　　“中西之辨”是中国的现代性视界，同样是散文理论现代性构想的基本精神，这也将是本论题展开的立足点。而对散文理论的探究，选择现代性视角进入，也更吻合五四文学的总体精神，当下关于散文理论的研究，疏离于或者说滞后于总体文学研究的很大原因在于，它关注于作品体现的理论向度多，关切其总领写作的文学精神少，这种缺失不仅表现出一种实证论研究的无力，而且直接限制了散文理论自身的深化。本论文意欲从五四文学的总体取向入手，围绕着我所认为的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