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应更深刻地表现城市生活

    一方面是越来越快的城市化进程、越来越复杂的城市生存图景，一方面是表现城市生存状态的优秀文学作品少而又少，近年来，文学在表现城市生活方面的相对“失语”状态已经引起文学界的关注。在越来越普遍而复杂的城市生活中，文学如何承担表现生活本相、关怀人生、抚慰灵魂的责任？探寻文学如何处理与城市的关系成为很多作家、评论家关心的话题。

　　城市文学经验相对匮乏，是挑战也是空间

　　谈论城市与文学，乡土文学自然成为一个绕不过去的参照，实际上，当代文学表现城市生活的诸多欠缺，正是在与乡土文学的比较当中形成的。与乡土文学传统深厚、作家众多、优秀作品不断呈现的成就相比，中国现当代文学缺乏优秀的城市文学可谓是文学界的共识，文学创作与城市发展的距离引起关注。

　　“中国文学的乡土传统太强大了，那么城市在中国文学中应是一种何种形象和何种地位呢？这是我们编辑部一直在关切的问题。”作家刘醒龙虽然也是乡土文学作家中的重要一员，但是作为文学刊物的主编，他也明显感觉到了整体文学创作上的这种不平衡，为此，他所在的《芳草》杂志于今年8月初在武汉举办了“城市的文学形象研讨会”。

　　评论家汪政介绍说：“从去年到今年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就我本人而言已经参加这样相同主题的研讨会四个，南京、广东、上海、武汉，提的都是城市的文学。”由此可见现在城市与文学关系的紧迫和社会的普遍重视程度。汪政认为，中国小说传统的源头并不在乡村，反而是市井，因为中国特殊的发展历程，才使得乡村和城市的关系变得错综复杂。实际上，文学应该参与到城市生活的建构当中，所以才会有巴尔扎克与巴黎、狄更斯与伦敦、老舍与北京、陆文夫与苏州等重要的文学关系。但是，我们的城市至今没能发展起丰沛的文学经验，无论是张爱玲还是老舍，这些有限的文学经验都不足以涵括当下的中国城市生活，作家必须要认真思考如何为中国文学提供独特的城市文学经验以及中国城市文学的未来。

　　“在中国的文学传统中，特别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传统中，农村题材的创作具有很大的优势，这种优势体现在很多地方，比如说创作实力雄厚，能够在各个层面上获得认可的作家，绝大多数都是从事农村题材的创作。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近百年的发展格局造就了一种农村题材占据道德优势的局面，这和我们的社会发展有关，和我们长期农业社会的生活经验有关，但今天来看，和我们的文学观念、价值评判标准也有关系。”评论家们认为，中国的城市文学刚刚起步，很多基础性、理论性的问题需要解决。

　　文学不应“憎恨”城市

　　“我们的小说叙事充满了对城市的傲慢感，当代文学狭隘地、怨恨地对待城市”，评论家李建军认为，当代文学因为复杂的社会原因所形成的对待城市的消极态度损害了对城市生活的真实表达和深刻思考。

　　李建军认为，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是开放的、利于交往的、公平的，是人类新的文化空间，我们的作家不应该过分强调乡村和城市之间的壁垒，而应该站到人类生存空间的高度进行文学书写，即便写的是一个狭小的地域的故事，写的是某一种生活，但是有面对全人类的内心世界叙说的格调。他举例说，莎士比亚和托尔斯泰等伟大的作家都没有这种狭隘的地域和生活方式的区分，他们面对的是整个人类的心灵空间。表现人的现代性，体现人的价值和尊严，营造包容和开放的文化空间，这才是城市文学应有的高度。

　　与会者也提出，我们应当深思文学对待城市的态度。很多小说，尤其是“乡下人进城”模式的小说，往往都强调农民在城市受到的屈辱、冷漠以及对城市的憎恨等等，大家会认为这是来自底层的、正义的、有良知的声音。但是我们反过来想一下，假如说一个写城市题材的作家如果表达了对农村的不满和憎恨，很可能他的价值观就会受到非常广泛的质疑。虽然城市文学的写作目前不可避免地带有欲望化写作、类型化写作、发泄式写作的缺失，但并不意味着城市就只能成为道义上的批判对象和文学上的附庸，而应该更积极地寻求深远的表达。

　　作家魏天无认为，作家一方面要深入到城市生活去，另一方面也应该有超越的眼光和胸襟，同时要在日常的生活中保持一刻谦逊的心态，如果作家只是在作品中一味地追逐时尚的生活方式和话语方式，那么他的创作是没有生命力的。反过来说，如果作家总是保持一种怀疑一切、否定一切的消极心态，那他笔下的形象要么是残缺的，要么是缺乏温度的。城市文学应该展现生活的理想之道，能够容纳并善待每一个生灵，能够让人们从容地面对自己和他人。

　　避免“运动化”和“幸福化”

　　面对各种方式的“城市文学”呼声，以及各地方打造城市“文学名片”的文化建设工程，很多评论家也提醒，要尊重文学自身的规律，不应为赶潮流而浮皮潦草地或美化式地书写城市，要深入到现代城市生活的众生百态和文化肌理中去思考人的生存和心灵图景。

　　“我们要认真研究城市文学的问题，但是我们也没有必要太焦虑，要尊重文学本身的规律，不能转身又去‘组织’书写城市”，评论家吴义勤认为，就中国现在的文学经验和生活经验来说，人们更乐于接受乡村文学有其必然性，因为城市作为一个现代的产物在中国的建构是滞后的，城市经验的产生和积累也是滞后的，如果城市的审美想象没有完成的时候，不太可能产生很好的城市文学，我们的审美经验，可能不足以支撑一个轰轰烈烈的文学上的“城市运动”。

　　“我们现在很多的中国形象、地区形象、城市形象理论很热，但是我们在讨论这个形象的问题时，容易产生一种迷失，其实要警惕的就是我们往往很难意识这个问题，是文学的问题，最根本的问题我觉得还是写人，所以我觉得书写或者说讨论这个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超越这个问题，要达到人类和人的问题上。”评论家何言宏认为不要无论写何种题材，文学内部的基本要素都不能被减弱。

　　作家马步升认为，很多城市包括很小的城市都在打自己的文化品牌，这是一个现代化热潮中的特殊现象，它的根源是一种文化身份的焦虑感，现代化和城市化一方面走在“趋同”之路上，一方面又力求不同之处，文学究竟要在其中承担什么样的功能是值得深思的。

　　评论家朱小如认为，作家首先要消除一种对立思维，不要将城市和乡村互相成为批评对方的靶子，城市文学要出大作品，作家必须站在更高的文化立场上，发现那些被繁杂表象遮蔽的文化脉络。

　　城市正在将我们每个人包裹其中，随着城市生活经验的积淀，作家未来的创作必定会越来越多地观照城市生活，“80后”写作已经显现出这种趋势，只是经验相对狭窄、同质。城市文学真正的问题在于如何表现社会转型期的城市化进程对农民和市民各个阶层的影响，以广阔的胸怀表现城市生活的艰辛与幸福、屈辱与尊严、匮乏与富裕，展现一个时代相对完整的城市图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