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扬散文的人的精神

高扬散文的人的精神

                                                                                      奚学瑶

    ●控制人类的官能欲望的膨胀，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扫除商品气息对文艺作品的污染，提升人的心灵的审美品位，使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地向更高层次升华，这正是作为负载人文之“道”的散文的责任与使命。

    一

    什么是人的精神？人的精神就是人的精神，不是动物的精神；不是芸芸众生精神的集合；不是曲意逢迎的奴才气、笑傲人生的江湖气、油滑恶俗的痞子气、萎琐自私的市民气……人的精神是人文精神，是对真善美的崇尚，是对人的尊严和权利的呼唤，是对崇高与理想的向往，是在精神世界不断完善中体现的人格追求，是大写的人的精神。

    散文在中国的人文世界中享有重要地位，它是中华民族人文精神的重要载体。“文以载道”，从本义上讲其所负载的正是人文的精神、民族的魂灵。它感召和熏陶了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散文负载的道，不是道学家之假道学，而是人文世界之真精神。人们在抛弃封建卫道者的说教之后，却不能像泼脏水一样，把孩子也一起泼掉。不堪设想，一个民族倘失去对崇高的景仰、对人文精神的终极关怀，一味地认同物质世界的功与利，势必出现道德精神上的滑坡，最终必将导致民族生机的萎靡。因此，在当代散文初步繁荣的局面中，我们不能不居安思危，看到散文界潜在的危机，而呼吁高扬散文之“道”，也即散文的人的精神。

    二

    相比较而言，当代散文的发展较之其他文体更为沉稳。这与散文高雅与深沉的传统有着必然的联系，也与散文作为精神自审这一本体特色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类似“我是流氓我怕谁”的痞子式语言，很难从散文中找到。然而，长期受禁锢的“利”的猛虎的出笼，它在未受到规范的约束之前，对“道”势必产生一种报复性的破坏，严重地扰乱人们的精神世界秩序。一时所产生的破坏性冲击波，不可能不影响当代散文的提高与发展。

    纵观其表现:调侃崇高、游戏人生者有之；矫揉造作、忸怩作态者有之；无节制地书写风花雪月、沉迷身边琐事者有之；浅俗庸常、家长里短者有之；感伤泛滥，悲壮难寻；乡愿得宠、狂狷冷落；传统的人格与风骨、深沉的忧国忧民之思，常在闲适的烟雾中消弭；在潇洒的舞步背后，失落忘却的正是改革的艰难与创业的艰辛。

    歌舞升平，这似乎是经济繁荣所导致的世态人相。中国人身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享乐主义，在国家刚刚摆脱经济困境，开始起步腾飞，而真正的现代化尚很遥远时，人们的享乐欲望已经超前进入了“后现代”。疯狂麻将牌、变形的卡拉OK厅、灯红酒绿的夜总会、以至无牌照的红灯女郎、摄人魂魄的白色粉末……像雨后蘑菇一样孽长起来。于是，散文的清凉世界，也不能不吹进一阵阵骚腥之风。这种享乐主义的感官需求，常常忘却了人需要不断修炼的精神追求。娱乐试图吞并教化，利欲似乎要将“道统”完全取而代之。个性解放与自我的宣泄向卑俗化发展。某些琐碎无聊的“小女人散文”和柔若无骨的“小男人散文”，也在软化着一些精神躯干尚未成形的少男少女们，散文被当作迷醉大众尤其是青年的“小酒壶”。一方面，教科书中减轻了鲁迅作品的分量；另一方面，周作人、林语堂等人的闲适文章、张爱玲的俗世小品充斥了书店与书摊，被一些人捧为散文极品。书中的隐士、绅士之风与小姐媚态，与广大平民百姓为生计奔波劳碌的现状有着巨大的反差，与为改革奋斗的志士仁人的精神状态颇不相称。这是一种高邈的消魂剂，消弭的是奋斗的激情与热血。散文固然需要题材与风格的多样，需要个性的自由与解放，但并不意味着逃避现实，消极玩世，“混迹于绅士淑女之林”。纵观中国散文史，先秦青春洋溢，唐宋刚健清新，即使是低迷的明末小品，也并非一味吟风弄月，其中也不乏济世之志。万变不离其宗，多元化离不开人的精神本位，离不开人的奋发进取、清新健朗的精神风骨。

    人的精神的高扬，当然不是简单的标语口号式的空洞说教。人是最有灵性的生灵，不止具有至今尚未通透的物质生理结构，更有无限丰富与复杂的精神世界。散文需要把思想与艺术的融角，伸向宏远而细微的精神空间，从人的七情六欲中，在痛苦与欢乐、崇高与卑下、伟大与渺小、高雅与鄙俗的精神搏斗中，展现人的精神世界，开掘愈深，其艺术与思想力度往往愈强劲。开掘的过程，也即个性解放与人性自由发展的过程。在从事散文创作的过程中，人不但进行着自由的精神审美过程，同时亦进行着深入的精神审己活动。只有对自我深入地审思，才能使艺术与思想得以升华，才能畅达地抒发自己的思想情感，发挥自己的艺术才情。这种审思必须的也是唯一的灯照，便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所述的“人的东西”。所谓“人的东西”，在中国的人文传统中，也就是“道”，也就是人文精神，人的精神。

    三

    中国的人文精神，在长期的奴隶主枷锁与封建领地的禁锢中，正如清人龚时珍在《病梅馆记》一文中所述的那样，遭到了不断的砍伐和扭曲，但它依然顽强地生存下来了。这种精神，即使是在贫寒困厄之中，也散发着它的清芬。在民族危难，国家动荡之际，尤其闪耀着这种人文精神的光辉，涌现出大批泣鬼神、惊天地的大写的人。中国人文精神之中，不乏仁爱与利他，不乏快乐与和谐，也有天人合一，自然无为，而尤为突出的是讲求“有所不为”的气节，“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大丈夫气概，亦即大写的人的精神。渉及散文，就是抒真情，说真话；就是“独立的思考，自由的表达”(温家宝语)；不做作，不伪善，不粉饰，不作假大空；不胁肩谄笑，阿世取容。被称为“民族魂”的鲁迅，最锐利最深刻地批判了中国的假道学，把吃人的封建礼教批判得淋漓尽致。与此同时，他又最忠实地继承了中国传统的气节观，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在他的散文与杂文中，旗帜鲜明地表现了一种刚正不阿的大丈夫精神。这种精神，与伯夷、叔齐、屈原、司马迁、岳飞、文天祥、海瑞、谭嗣同、秋瑾等人的精神是一脉相承的。这种刚正不阿的精神，正是人性舒张的极致、人格尊严的峰顶，实现了人的个体精神的大自由，大解放。

    这种精神，由于“左”的思想危害，当年曾严重地遭到了摧残。犬儒主义的懦弱与中庸却随之而风起。一度，那种追逐时尚、迎合时世的虚假俗媚之作充斥文坛。这些文章，失去了自我，更谈不上特立独行的精神追求。人在这里变成了泥俑与奴婢，变成了传声筒。忘记了作为一个作家，对社会负有比常人更大的责任，应有行高于众的素质和精神境界。这不仅仅是对真善美的认同，更在于对崇高艰忍的攀登，对理想执著的追求。理想主义与人文精神是不可分的，它意味着人类对彼岸世界的形而上的向往，体现着人类精神奋发向上的健康状态。理想主义者因其超越现实，因而对现实总是抱着不断批判与修正的态度。因其独立思考，行高于众而易处于孤独或不合时尚的状态。也由于不合潮流的奋斗，从个人命运而言，容易成为一个悲剧的角色。其命虽悲，其行则壮，悲壮的歌哭也便随之涌流。大江东去，浪波淘洗，文学史上能够沉潜积淀下来而闪耀神光异彩的，则往往是这些追求人类理想的壮歌与珠贝。

    四

    经济繁荣的背后，容易产生人欲膨胀的社会悖反。因而，对于一个有社会责任感有艺术良心的作家来说，应该警惕物质与金钱的腐蚀，当心被流俗所裹挟。还应该清醒认识到，此起彼伏的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性环节，而非永恒现象。此时，倘无人文精神的清醒剂，智慧而明晰地引导人们向理想目标迈进，则易使社会陷入物质的泥淖而不能自拔。控制人类的官能欲望的膨胀，提高人的精神境界，扫除商品气息对文艺作品的污染，提升人的心灵的审美品位，使人类社会文明不断地向更高层次升华，这正是作为负载人文之“道”的散文的责任与使命。

    鲁迅当年曾经向社会寻求“精神界战士”，这种呼声，不时地发出历史的回响。我们这个时代，同样需要在精神界披坚执锐、冲锋陷阵的战士。日本曾经鼓吹以武士道为大和民族的魂魄，英国也曾以其绅士精神作为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炫耀。伟大的中华民族，以什么精神来支撑自己的民族呢？不是武士道，不是绅士道，更不是痞子之道，犬儒之道，而是传承千古、流芳百世的中华民族之“道”。我们中华民族，需要培育千万个精神界之战士，以强固我们民族的魂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使中华民族，青春、刚健、奋发蹈厉，顶天立地于世界民族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