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的散文记忆

      ２００８年是非凡的一年。这一年发生了很多事，最大的两件事是５月１２日四川汶川大地震和北京奥运会，这两件大事都引发了广大作家的积极参与，他们拿起笔，声援抗震救灾的战场，张扬鸟巢带给世界的欢歌。
　　张抗抗的《我是公民》（载２００８年第４期《随笔》），从一个公民的角度阐述了一个“公民社会”的公民在政治上、法律上、经济上、道德上的权利与义务。作者在文章中充分肯定了中央政府前所未有的决断与高效，肯定了各级政府、军队、武警等多方社会救援力量以及主流媒体在第一时间公布灾难的真相，这些都表明了一个社会的进步，所以作者说“公民意识”的成长，是一个国家迈向“公民社会”的前提。陈亚军的《人性的光芒》（载２００８年５月３０日《北京日报》），以一个亲历者的身份讲述了青城山景区地震后所经历的人间大爱。李龙的《国悼，对生命价值的礼赞》（载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１日《广州日报》），写从５月１９日到２１日这三天的国悼日，提出生命的存在既是一种生理的存在，同时也是社会文化意义上的结构性存在。这种对生命价值的承认、对人格尊严的放大、对公民生命的尊重就是真正的以人为本。陈冲的《地震在历史上留下了什么》（载《文学自由谈》２００８年第４期），从汶川大地震说起，谈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邢台大地震、通海大地震、海城大地震、唐山大地震，认为地震发生后不同时代的不同观念、不同的处理方式让我们强烈地感到只有正视历史、正视责任才是正确的理念。
　　对２００８年北京奥运会，很多报刊辟出了奥运版面，每一项赛事、每一个优秀运动员的表现都有长长短短的文章。很多名家开了专栏，留下了一批佳作精品。比如王蒙的《辉煌与辉煌以后》（《文汇报》）、筱敏的《圣火》（载２００８年第２期《随笔》）、李国盛的《辉煌》（载２００８年第１１期《北京文学》）等。
    在这两类作品中，宣言口号式的东西没有了，更透显出了人性、人情之光，因而能够感染人，打动人，激励人。

    文化意蕴的追寻
　　２００８年的散文，仍然有一批充满文化色彩与人文关怀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写作者多以学者型作家为主，这缘于他们的生活境遇、关注的对象、研究的方向以及长期的文化修养，他们的文字会时常透显出理性精神的光芒。
　　范曾的《趋近自然》（载２００８年６月２日《学习时报》）以不长的篇幅融入了无限阔大的思维深度和精神广度。他谈到了人类文化的多元性，这种多元来自于人类对宇宙本体的认识，这种认识会渗透到文化的各个领域，以至形成根深蒂固的传统。他的文章让我们感觉到凝重、沉实、博大和舒展、放达、自然，那种对人类文明、自然变化的认知以及对汉语文字的透彻理解让人感佩。余秋雨的《重峦叠嶂间的田园》（载２００８年第２期《美文》）是写陶渊明的，这个重峦叠嶂或许有当时的社会的、政治的和生活的背景因素，但是在余秋雨的眼前出现的重峦叠嶂却是人格方面的：第一重，慷慨英雄型的文化人格；第二重，游戏反叛型的文化人格；第三重，安然自立的文化人格。这三重文化人格，层层推进，逐一替代，构成了那个时期文化演进的深层原因。余秋雨从陶渊明安然自立型的文化人格剖析开来，写出了陶渊明高远的心怀以及田园的象征。阎纲、阎庆生的《孙犁的话题》，以自然散淡的对话形式，对孙犁的文学成就以及个人生活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评价。二阎的谈论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散文，其间我们不仅能看到他们所蕴含其中的情感与思想，也能看到孙犁先生的人格特征与精神面貌，文章引用的观点现在看来依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比如孙犁说的：“我们的文艺批评，要实事求是，是好就说好，是坏就说坏，不要做人情；要提高文艺评论的艺术价值；要介绍多种多样的艺术论，提高文艺评论家的艺术修养；要消除文艺评论中的结伙壮胆的行帮现象，群起而哄凑热闹的帮闲作风，以及看官衔不看文章的势利观点。”
　　朱增泉是一个军旅作家，多年来他一直以一个军人的眼光研究古今战史，透视人文精神。最近一个时期，他从春秋战事下笔，分析由这些战事引发和形成的历史事件与政治原由以及所带来的深远影响。这是可以入册的文章，是散文中的史学讲坛。《春秋四方混战（上）》（载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美文》）讲述了齐、鲁、晋三国战事中的乾时之战、长勺之战、   之战、平阴之战、太行之战，而秦、晋、楚三国战事又讲述了韩原之战、崤函之战、麻隧之战。这些都是历史上有名的战事，后人常以这些战事为例，进行了更为广泛的军事、文学、戏曲上的延伸。韩小蕙看到岳飞雕像前一字排开的三碗清水，她问解说员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是水而不是酒，讲解员回答不出来。《岳茔享堂、三碗清水及其他》（载２００８年第８期《人民文学》）中，作家却认为这三碗清水有着不同的答案，第一碗是歌颂岳飞大将军的丰功伟绩。第二碗作者把它想像是彰显岳飞大将军的精忠报国之心。第三碗水，作家这样写道：当我的目光落在它上面，眼眶突然潮热了，心中大恸，塞满悲伤和愤懑。我认定这一碗清水，是为岳飞大将军洗冤而备下的！这样写来就使得作品有另一层的新意，也使作家站到了一个更新的高度。
　　朱鸿的《关于作家的思想者化》（载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文学自由谈》）提出作家学者化是非常必要的，作家应该学富五车，学者化是一个基础，更高的要求是作家应该成为一个思想者，而思想者应该具有什么样的品质呢？作者写道：其一，怀疑精神；其二，独立人格；其三，批判态度；其四，开拓人性的疆域；其五，从现实进入存在。作者的这个提法很见新意，他实际上是要求中国的作家应该特别意识到自己的天职，以自己的作品为国家增加软实力，而这些真正意义的作品惟有思想者化的作家才可能出现艺术的突破。
　　李锐的《烧梦》（载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收获》）是对日本仙台鲁迅故居的一次造访后的感念，这种感念是纷杂的，又是丰厚的。李锐从100多年前的1904年，23岁的鲁迅只身远离东京，远离身边的同胞，到仙台医学专门学校求学写起，写到鲁迅人格及精神的筑造。当中国的历史现实一片无边黑暗的时候，是什么给了鲁迅走进黑夜的勇气？又是什么支持了鲁迅终其一生独自对抗比历史还要黑暗的绝望？这深不可测的黑暗里，有多少是日本给他的鄙视，又有多少是日本给他的滋养？这是作者提示出来的可供思索的问题。
　　社会生活的感悟
　　我们每个人都是社会中人，在生活中，由单纯走向成熟，由年轻走向衰老。没有哪一个人能够逃脱生活的风雨雷电。生活让我们体味酸甜苦辣，让我们感觉阴晴圆缺。生活给我们道理，给我们知识，给我们才华。
　　史铁生的《我的轮椅》（载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收获》）以自然、平和的心态写出了２２年的轮椅生涯，这是与生命的坚强较量，是对生活的乐观而浪漫的态度。史铁生坐在这个轮椅上行走，看电影，上医院，参加文学活动，这么多年他走过西部高原，体验过大海的凶猛，甚至飞行海外。轮椅上的史铁生已经进入了一种人生命题，一种佛学境界。一个轮椅上的病人和一个著名作家画着这样的等号，让每一个健全的人有了一种精神的参照与提升。很少有人知道，作家梁晓声还有一个患精神病的哥哥，梁晓声在父母去世后，就把哥哥从哈尔滨市的一所精神病院接到了北京，他在为哥哥不断地换着疗养医院和住所，那种关心可谓无微不至。《那里是精神病院》（载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海燕·都市美文》）即是写出了探望和护理哥哥时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想。笔力是沉实的，叙述中表现出细微与深情，而他所写内容又都显现着人性的光泽。
　　吴长忠的《鹰》（载２００８年５月《大河报》）那么细微地写到了鹰被人驯化的过程，作者的乡村生活经验十分丰富，对于鹰的观察和认知也非常细致。在这篇作品中，李伯的人物形象与鹰的形象凸显得十分鲜明，也十分对立。我们既看到了养鹰人的狡黠与智慧，又品味到了鹰这种猛禽的机警与无奈，作者对驯养过程的深刻浅划让人感到内心深处的某种疼痛，这就是文字的力量。南帆的《无限玄机》（载２００８年第５期《美文》）与围棋有关。黑白两色的棋子盖在圆形的木盒里，无声无息地沉睡。然而，只要将这些棋子搁到棋盘上，它们就会像被施了魔咒似的活起来。黑白相间，一人一手，如此简单的设计将在棋盘上演绎出无数的故事情节。乾坤，天地，阴阳，黑白——许多时候，简单就是无限玄机的最初始源。南帆从一黑一白两种棋子的围棋说开去，不仅解析出围棋的无限玄机，也解析出人生世事的无限玄机。
　　郑彦英的《武》（载２００８年第６期《散文选刊》）是对弟弟郑彦龙的描写，写出了郑彦龙的生活方式与处世哲学。作者在作品中以幽默风趣的笔调把弟弟郑彦龙写得活灵活现。这是一个个性独特、具有反叛意识与自我奋争型的人物，他的身上多沾染了农民的习性，诸多行为与处事方法让人可感、可叹、又可悯，但最终在岁月的雕蚀中渐渐改变了自身，让生命找到了全新的立足点。
　　２００８年初始，不少作家对过去的一年总有些回顾的东西，蒋子龙就写出《猪年拾锦》（载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海燕·都市美文》），对２００７年一些社会现象和社会生活进行剖析和解说。其中作家还提到了２００７年的爱情，“以前的爱情故事多，现在的爱情事故多”，以此分析当前爱情的通病，谈到２００７年婚姻的新理念，为什么社会越开放人们选择的自由越大了，婚姻出问题的反而越多了呢？作者既调侃又理性地对这些进行了分析。田中禾的《中国年·乡风》（载２００８年天津《今晚报》），主要是写南阳故乡过年的情形，这种情形虽然多是儿时的，但现在依然还在传承着，这是中国特有的风俗。虽然时代已经进入商业社会，这种风俗却依然提醒着人们，不要忘记我们的老传统。现在有些国家已经把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民俗节日变成了他们申报的文化品牌，如果我们不重视这些，就会越来越被动。田中禾的写作是一种提醒。
　　王宗仁的《拉萨黎明前的篝火》（载２００８年第１期《神剑》）写上世纪50年代末期平息西藏叛乱中的一件小事：一群战士烧起篝火，不停地“烤车”，以防止汽车发动不起来。部队开拔了，藏民们一拥而上地捡拾柴禾。这时有个汽车兵不知何样情绪，飞脚朝一堆篝火猛踢过去，带有火苗的木棒崩在了一个十三四岁少女的脸上。为了这件事，部队撤销了战士的驾驶员资格，关了他的禁闭，而“我”则闷了头在驾驶室里写了一篇“情况反映”，出于一个高原军人的责任感，强烈地呼吁值勤的汽车部队和藏族同胞建立血肉关系。
　　王兆胜的《愧对父亲》（载２００８年第３期《广西文学》）是一篇凝聚着作者深深情感的亲情散文，作者叙述了同父亲的相处，也写出了父亲一生的艰辛与不易，在不同的时候，都有父亲这个精神支柱，支撑着一个家庭向前运行。做儿子的总觉得在老人去后有许多的愧对，所以作者是带着一种愧疚的心理来回顾父亲的一生的。越是这样，越使文章产生出别样的感染力，感染着读者。石英的《雷公讼》（载２００８年５月２０日《中国文化报》）是一篇看似随意的文字，却视角独特，凸显出作家写作的个性特征。对于雷，很多的文字是颂扬的，作者在这里却是一个“讼”字，写出雷电对人类带来的损害，由对它常有的颂而转为讼，便有了意思，这是遵从生活的文字，显出独特的思索，也就有了新的提示。
　　还有，张宇航的《心中有路》、李清明的《纸上富贵》、高凯明的《９３盏油灯》、于坚的《菜市场》、李汉荣的《转身》、吴冠中的《病妻》、苗纪道的《五十九岁一命关》、泾河的《黑牛》、乔忠延的《燕子》以及高中学生陈燕的《献给曾经一起三年的青春》，都值得一读。
　　这些来自生活的散文，在注重多层面的生活场景和情节的同时，也注重了文学性。文字的色彩往往会增加叙述的感染力。读完这些作品，多少会获得某些生活的经验和感悟。
    忆旧散文的意义
　　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４日，作家魏巍永远地走了，他走得很平静，也很坦然。但人们始终会记着《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不只是在文学上，更是在精神上，因而不少的作家在魏巍走后写出了追忆和怀念他的文章。周明以最快的速度写出了《在潇潇秋雨的夜晚》，发于２００８年９月１日的《人民日报》，他不仅写出了魏巍在当代的影响力，也写出了魏巍正直、热情、坦荡的为人风范。
　　谢冕的《年年此夜》（载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海燕·都市美文》）以无比依恋的心情写出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北京大学师生在除夕迎接新春的舞会和团拜会。在谢冕的笔下，描述出了一幅昂扬向上的校园场景：大约是除夕的晚八点光景，大饭厅已经张灯结彩，播放着欢乐的乐曲，开始迎接客人了。在现场指挥和服务的，是学生会的干部们，他们个个也都是盛装打扮，那些歌舞队的，合唱团的，戏剧社的，那些平时就很活跃、也很骄傲的“公主”们，早就花团锦簇地出现在现场了。50年代是一个充满幻想和希望的年代，周遭充盈着早春的气息和情调。在这篇文章中谢冕着意提到了校长马寅初，写马校长很少公开讲话，更不作长篇报告，但他是学者，是一代宗师，他以他的学术、风范影响着一个北大。惊天动地的“人口论”就是他在任职期间写成的。谢冕说他是一个“无为而治”而又政绩最著的北大校长。其中一个情节给我们的印象很深，说欢乐的人们在新旧年交替的时候在未名湖畔的钟声里簇拥着马寅初校长登上讲台，而马校长的新年致词也仍然是寥寥数语，如同家常。内容记不清，“兄弟我今天多喝了几杯酒”却印象深刻，那个浓重的浙江口音后来却消失了。谢冕并没有记述后来所遇到的困惑与灾难，但是前面浓墨重彩的描写反而使众所周知的后果变得凝重而深刻，从而回味出更多的东西。
　　自从张学良与宋美龄两位百岁老人在本世纪相继仙逝，人们便谈说着他们的世纪情缘。王充闾便是以《良言美语》（载２００８年第１０期《海燕·都市美文》）解说了这段情缘，作家详实细腻地而不是概念化地写出了两人的相同与不同，史料翔实，文字真切。
　　梁衡的《你不能没有家》（载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海燕·都市美文》），从读一篇烈士后代赵一曼之子境遇的文章感到吃惊写起：由于母亲牺牲，父亲被共产国际派往国外，回国后已另有妻室，赵一曼的遗子没有能够很好地接受家庭的抚养与教育，沾染了许多不好改正的毛病，婚姻的结果也不好，最后的结局是自缢身亡。梁衡从他身上家庭影响及教育的缺失，分析当今社会、家庭对后代影响的重要性。
　　南丁写的《幸福的感觉与回忆》（载２００８年第４期《党的生活》）是对自己近乎一生的文学经历的总结，幸福的感觉就是他在写作中的沉醉，以及在这沉醉中产生的不朽的作品。他的这个回忆，基本上是从改革开放以后，因而他的感觉充满了对新时期以来中国的发展变化的感佩，由此可见出他明朗的精神。
    在散文写作领域，女作家一直是一个受读者关注的群体，其中有一些已经有了不小的影响，有一些则是近些年较为活跃的新人，这些作家的作品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多方位的效果图。这是生活的效果图。由于性别的缘故，她们更加体味到了深层的东西，她们的观察与文字也更加细微。这些女作家所写作品一方面同男作家一样，充满着对时代、对社会、对历史、对文化的认识与思考，代表了她们的思想深度与精神高度。另一方面，她们又独特地表现出女性自身的特点，这包括她们对生活的体验与总结，也包括对女性性别本体的再认识，让人看出一个纷然的文学风景线。
　　铁凝写的《戴套袖的孙犁先生》（载２００８年２月１５日《文汇报》）以质朴的语言把一代文学巨匠的朴实与热情，再一次展现在我们的面前。毕淑敏的《佑护灾难中的孩子》（载２００８年第２期《小品文选刊》）从一场天灾人祸的事故写起，提出人类应该把目光放在正在成长的孩子身上。韩春旭的《生命戒律》（载２００８年第１期《广西文学》）更是带有了宗教性的光泽，以真善美为灵魂，让信仰根植于一个共同的准则上。夏衍是沈芸的祖父，作为孙女，一个在祖父膝下20年长大成人的第三代，沈芸写出了《我又见到了祖父夏衍》（载２００８年２月２７日《文汇报》），这个“又见到”是说她第一次如此认真地观看了祖父写的话剧，这使她对于以前没有很好地关注祖父（“我居然没看过夏衍的一台话剧”）而深感惭愧。路也的《睡眠》（载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散文》）细腻地写出了婴儿的睡眠、女人的睡眠以及失眠的族群中的另一类人，把睡眠中的感觉写得安详而透彻。叶多多是一个社会的志愿者，她长期行走在云南的那片热土上，关注着生活底层的人们，她曾把很大的一段时间和经历放在了失学女童的身上。个人的力量是微小的，但她仍然以微小的力量，呼唤与呼吁，以求唤醒些什么，唤起些什么。《那时的爱情》（载２００８年３月８日《文艺报》）诉说的不是甜蜜而是苦难。也果的《窗帘》（载２００８年第２期《散文百家》）与路也的《睡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家居的生活使女性对屋内的东西更加敏感。窗帘是一个生活的道具，其隐含着多重的含义。也果细致地写出了窗帘的纹理与形态。
　　２００８年，一些新散文作家的作品也别有视角，比如格致的《谁在倾听》（载２００８年第１期《民族文学》），是写她同孩子的一些往事，她把孩子和一个母亲来对等看待，由此写出深深的母爱与孩子的童心，小题目下如《被迫分泌乳汁》《我肯定生有翅膀》《我死了，你怎么办》等都是有独特角度、独特思想又风趣幽默的文字。此外，唐朝晖、夏立君、塞壬、黑陶、东荡子、王芸等散文新人的作品，都有让人耳目一新、心生期待的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