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与历史的深层谛视 ——2008年散文阅读印象

现实与历史的深层谛视 ——2008年散文阅读印象
　　
古耜
　　
　　　　
    如果把中国当代散文比作一条滔滔汩汩的江流，那么，它在21世纪的文学疆域里，似乎已经告别了昔日曾有的喧哗与躁动，变得一派雍容大度，波澜不惊。然而,到了2008年，它突然“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呈现出奇崛而亮丽的艺术景观，以致两岸的行人禁不住停下匆促的步履，以热情的目光传递出若干欣赏、赞许或感叹。
　　
    刚刚过去的2008年，中国大地上堪称祸福更替，悲喜交集。所谓“福”和“喜”，大抵是百年一遇，普照人心，如迎接北京奥运会和残奥会，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所谓“祸”与“悲”，则属于猝不及防，石破天惊，如年初南方罕见的冰雪肆虐，5·12汶川大地震等。这样一种大起大落、大喜大恸的国家氛围，或许会让普通人感到情绪转换的不适应，然而，它却必然诱发作家巨大的表达欲望和创作热情。这时，散文由于自身特有的自由、真切与便捷，无形中成为作家首选的文学样式，于是，散文领域出现了大量的、紧密联系着年度国家大事和中心话语的作品。毋庸讳言，由于时间的过于匆忙或表达的失之粗率，这类作品中的很大一部分停留于肤浅的事件追述和焦灼的情感宣泄，分明缺乏足够的心灵深度与文学含量；然而，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它们当中的优秀篇章毕竟凭着创作主体敏锐的省察意识、深邃的感知能力和高超的语言技巧，在拥抱生活和切近时代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审美与审智的强大优势。
　　
    譬如，冯小娟的《亲历大地震的人们》（《美文》第7期）、叶广芩的《震中访旧》（《人民文学》第7期）、吴克敬的《砖作的墓碑》（《海燕》第8期）、阿贝尔的《零度偏下》（《红豆第11期》），都是采之抗震救灾第一线的作品。与大量的同类文字相比，这些作品不仅立意奇特，视线独异，相当准确地抓住了灾难之中极具社会意蕴和人性内涵的种种事件与人物；而且构思精妙，文笔生动，最大限度地传递出灾难现场那既令人伤痛，又让人感奋的情景与氛围，因此，它们呈现出为历史“写真”和“定格”的价值。张抗抗的《我是公民》（《随笔》第4期）透过社会各界自发的、大规模的地震救援活动，阐发着国人久违的但又是可贵的公民意识；雷抒雁的《生命的承诺》（《人民文学》第8期）由川地植树的记忆，引发出面对灾难“一定要活着”的呼唤和祈祝，都不啻于特定语境下心灵的鼓点。在这类作品中，有两篇思路相近的文字引人瞩目，即毕星星的《一个人的地震记忆》（《随笔》第5期）和雷达的《唐山——汶川：联想与沉思》（《中华读书报》7月2日）。这两篇作品都由汶川地震写到了唐山地震，其中前者通过两次地震全然不同的救灾情景，揭示了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特别是反思了当年救灾过程中因极左思潮所导致的种种失误，让人浮想联翩。后者也比较了两次地震和两番救灾，但它探索与思考的重点分明指向了灾难与心灵，即如何将国人面对灾难所迸发出的良知与大爱，转化为民族永久的精神财富。这无疑是一个更为严肃和复杂的问题，因而也更具有发人深省的力量。肖复兴的《我们为什么需要一个奥运会》(《中华读书报》8月6日)和李木生的《回味北京奥运》（《海燕》第11期），均属奥运散文里的上品。它们或指陈奥运赛事的真谛所在，或发掘奥运赛场的精神内涵，其殊途同归的一点，则是为奥运的人文宝库增添了重量。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是一个不容易写深写透写生动的话题。而在这方面，同样不乏好作品。如王十月的《小民安家》（《作品》第9期）通过父亲盖房“我”安家的曲折经历，不仅呈现了改革开放给两代人带来的命运转机和生活变化，而且传递出两代人在这种转机与变化中所遇到的种种迷惘与困惑，这时，一种艺术的“复调”足以让读者五味杂陈，感慨万端。柳萌的《这个春天没有乡愁》（《海燕》第4期）讲述了三十年前“我”结束改造，返回北京的一段经历。其过程和细节原本承载着历史的跫音，而由那过程和细节弥散出的苦尽甘来的心绪和百废待兴的气氛，更是无形中把人们拉回到那个生机盎然的春天，进而体味到改革开放的势在必然。还有陈启文的《从北京到北京的距离》（《北京文学》第8期）、田中禾的《1978：历史的瞬间》（《随笔》第4期）、阿成的《衣前衣后三十年》（《文艺报》12月6日）等，均立足于不同的角度，历数着改革开放给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带来的生机与活力，以此强化了笔下篇章的历史意味。显然，上述各类作品除了有效地丰富着散文园林之外，还在提示我们，只要不违背心灵的真实和艺术的规律，近距离地观照主流生活，同样可以写出质文俱佳的好作品。
　　
    或许是受大的社会氛围和环境气息的影响，2008年度整个散文创作的现实品格和公共意识明显强化。不少作家从应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出发，运用自己独特的生活资源和审美眼光，捧出了富有历史厚度和思想强度的散文佳作。在这方面，韩少功值得特别称道。他的《笛鸣香港》（《新华文摘》第24期）围绕国际大都市香港荡开笔墨，既解剖着它由逼仄的空间所衍生的文化性格，又回味着它因漂泊的历史所孕育的精神特征，更揭示了这一切在回归后发生的悄然变化，其体察现代社会的意义，早已超越了香港本身。《漫长的假期》（《钟山》第6期）讲述了作家“文革”之中与书相关的诸多经历，那一个个荒诞背景下的读书故事，分明是对现代人的严肃诘问：在远离动荡，日趋康乐的今天，你果真不再需要一个充实的内心？张梦阳的《论“大跃进”思维》（《随笔》第3期）就五十年前的大跃进运动展开了更深层次的探照，不仅从思维方式的层面指出了其病症所在，而且告诫人们要警惕这种思维方式在今天改头换面，变相而行，其盛世直言，令人惊悚。袁鹰写胡耀邦的《活在人心便永生》(《随笔》第5期)，江子写方志敏的《玉一样的山，玉一样的人》（《红豆》第11期），以及梁衡的《二死其身的忠臣彭德怀》《周恩来让座》（《海燕》第3期），都将艺术瞳孔集中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作为表现对象，这些革命家是我们所熟悉的，但作家却立足于新的时代高度，用新的眼光和新的材料，从他们身上发掘出了新的精神元素，如胡耀邦的敢为人先，方志敏的纯洁浪漫，彭德怀的唯国唯民，周恩来的大仁大公，这无疑都在丰富着一个时代的精神资源。应当承认，诸如此类的作品代表着年度散文的高端成就，因为对于散文而言，思想性永远是它最为重要和最为本质的标识。
　　
    与以上散文创作的“宏大叙事”相呼应，一批作家与作品自觉将姿态放低，让目光下移，努力向社会底层发掘精神的光点与道义的矿富。梁晓声的《那里是精神病院》（《海燕》第10期）写了作家亲眼看到的几位精神病患者的日常生活，他们于不经意间流露的“慈爱”与“斯文”，竟让人倍感人性的温暖与美好，同时反省自身的人性高度。江少宾的《我的幸福是一种罪过》（《福建文学》第4期）、《他乡》（《红豆》第11期）等,放出新闻工作者的目光，来打量普通劳动群众的边缘化生存，其中那份艰难与窘迫，麻木与无奈，以及作家浸入叙事的那种深切的悲悯和由衷的自责，都产生着直抵肺腑与灵魂的力量。在这类创作中，一些拥有底层生活经验的青年作家拥有绝对的优势，出自他们笔下的作品，如塞壬的《转身》（《人民文学》第1期）、《务虚者手记》（《百花洲》第6期），夏榆的《稻梁菽麦黍稷》（《人民文学》第9期）、王十月的《总有微光照亮》（《文学界》第3期）等等，均以刻骨铭心的感受，零距离地讲述着“我”在其中的打工经历或生活见闻，讲述着一个个亦悲亦喜的故事或若明若暗的场景，它们无形中交织成现代漂泊者特有的精神诉求，同时也折映出社会转型期底层民众的命运轨迹和心路历程。这种真实到近乎原生态的写作，给当代散文注入的民间活力与滋养，是不容忽视的。
　　
    2008年度的散文创作以切近时代、直面现实为突出特征，但却不曾因此就忽视和冷落了对历史的关注与追询，事实上，历史文化散文仍有不俗的表现和可喜的创获。在这一维度上，反响较好的作品至少有：南帆的《宫巷沈记》（《人民文学》第8期）、王充闾的《断念》（《人民文学》第4期）、余秋雨的《丛林边的那一家》（《美文》第1期）、彭程的《故乡人物》（《海燕》第2期）、李元洛的《千秋草堂》（《文学界》第6期），以及朱增泉的古代将领系列、王芸的荆楚历史系列、钱红莉的古画阅读系列等等。这些作品自然各有各的优长，但也折射出一些有价值的共同追求，这就是：在尊重史实的基础上，强化个体生命的参与和语言审美的创新，从而用文学激活历史，丰富历史。显然，这是历史文化散文的进步。
　　
    当然，在2008年里，还有一些更接近散文常态的作品值得重视。如陈忠实的《生命里的书缘》（《新华文摘》第22期）、史铁生的《我的轮椅》（《收获》第2期）、张立勤的《沙发沙发，大巴大巴》（《海燕》第3期），以及鲍尔吉·原野、周晓枫、祝勇、张大威等实力作家的一些新作，都因为浓缩了丰邃而独特的人生经验，且保持着良好的艺术表达，所以显得卓尔不群。倘若从新人的角度观察，在皖南太平湖畔默默写作的女作家项丽敏，起点较高，势头可喜。她以“一个人的湖”为总标题的系列散文，沉静而柔润，澄澈而亮丽，充盈着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之美，且不乏轻盈的哲思与顿悟，坚持和发展下去，或许会成为现代人消除浮躁的心灵风景。我们期待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