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是在人间的写作

谢有顺

一

　　多年前，我应《美文》杂志之约，在该刊开设了一年谈散文的评论专栏，带有研究的意味。可是，在写作此专栏文章的过程中，我却常常感到无话可说，大约散文真不是可供研究和评说的文体。散文，多半都是自由散漫的文字，如泰戈尔所比喻的，散文像涨大的潮水，淹没了沼泽两岸，一片散漫；用汪曾祺的话说，散文则具有“大事化小”的功能。这些都表明，散文在许多时候是拒绝阐释的；面对散文，我们所需要的，也许更多的是重新做一个读者——一个有闲心的读者，一个不以阐释代替阅读乐趣的读者。相比于小说和诗歌，散文的技术特征更少，经营的迹象也并不突出，更需要用心才能体悟。
　　散文在中国，先前虽为一切文体之源泉，但发展到今天，它在文体上的优势已经荡然无存。散文无类，散文也无界。这种没有边际的自由，一方面为散文的发展提供了极大的空间，另一方面也把散文推向了尴尬的境地——它似乎再也找不到自己的准确定位了。台湾的散文理论家郑明娳女士说，“现代散文经常处身于一种残留的文类”，“散文本身便永远缺乏自己独立的文类特色，而成为残余的文类。在地位上，现代散文反而成为一直居于包容各种体裁的次要文类。”（《现代散文类型论·序》）这点，我是深表赞同的。尽管“残留的文类”、“次要文类”之说，多少有点令人丧气，却也是不争的事实。因为就着文体本身的变化和革新而言，散文是这几十年来所有文类中最无所作为的。小说、诗歌和戏剧，这三十年来都发生了巨大的文体变化和艺术革新，惟独散文，总是生活在回望之中——现代散文的成就似乎成了散文界无法逾越的艺术高峰，散文一切的创造空间，在二十世纪似乎都被鲁迅、周作人、朱自清、林语堂、梁实秋等人所穷尽了。当代散文还能做什么？当代散文如何获得自己独立的文体意义？没有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很长一段时间来，散文所依赖的话语制度，似乎从来就没有变化过，也没有前进过。这对于小说或诗歌写作来说是不可思议的。你很难想象，一个现代作家，还能以巴尔扎克的方式写出杰出的小说，或者以莎士比亚的方式写出优秀的诗歌或戏剧来，但散文似乎不同，它的经典写法从无大的改变。所以，一直以来，小说、诗歌界的革命热潮风起云涌，惟独散文界一直岿然不动。以现当代文学的比较为例，经过这三十年的文学革命，当代小说界也许还没有产生像鲁迅、张爱玲、老舍或沈从文这样的大家，但就文体、结构、形式、视角等叙事艺术而言，却要比现代小说丰富得多，崭新得多；比起现代诗歌，当代诗歌的变化和成就则更是不可同日而语。当代散文呢，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远远落后于现代散文的成就。尽管多年来，散文界要求变革的声音也有不少，但收效甚微。难道散文就不曾面临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困惑？或者知道有这个问题，却没人能够在根本上获得关于散文的新的艺术启示？——总之，散文面临着艺术上的停顿，是一个不容回避的辛酸现实。基于此，我以为，香港学者梁锡华先生在《多角镜下的散文》一文中所说的散文踏入二十一世纪中期以后“会衰退，甚至会消亡”，也并非危言耸听之论。据梁锡华考证，自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之后，西方散文已日呈衰落之势，“即使驰誉世界数百年的英国散文，也难逃此劫”。估计中国也不会例外。尽管梁锡华先生所认定的关于散文即将面临衰落的原因都极为牵强而外在（诸如人们“改投科技怀抱”、“语文运用的范围相应缩窄”，缺乏“有耐心的耳朵”等），但他对散文总体趋势的判断，还是颇有道理的，毕竟，直到今天，散文也未能向我们显露出可以在变化中前进的可能——艺术上的停顿，总是一种文体衰败的先声。
　　也有人不同意这个观点，但他提不出更有希望的事实。散文的陈旧境遇，多年来并未有实质性的改变。惟一的变化，或许就是那些外在的散文繁荣，不经意地为一些人制造了散文日益兴盛的幻觉。都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中国文学界有了持续多年的散文热，这确实是一种客观现象，但这种散文热里，真正属于散文变革方面的成就到底有多少？照我看，更多的不过是时代造就的散文的虚假繁荣而已，留存下来的有价值的探索并不多。朱光潜先生很早前就说过，散文可分为三等，“最上乘的是自言自语，其次是向一个人说话，再其次是向许多人说话。”（《论小品文》）而张爱玲却说，散文是读者的邻居——这些，说的都是散文应面对个人，应把姿态放得很低，否则，散文可能就失去了它本该有的话语品质。而现在，一讲到散文的变革，就把题材越写越大，字数越写越长，比如，有些散文作者，只要一写历史题材，就端着一个架势，用史料把文章搞得密不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