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之间的对话——奥兹与莫言对谈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邀请，以色列当代诺奖热门作家阿摩司·奥兹于今年8月26日至9月9日访问中国。8月31日，奥兹在国子监街留贤馆会晤了我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

    耶路撒冷不仅是一个城市，它也是个有生命有情感的人物

    莫言:您作品的中文译本也翻译得非常好。(尤其是钟志清小姐翻的)因此，我尽管没有去过以色列，没有去过耶路撒冷，但是读过您的作品之后，我仿佛成了一个土生土长的耶路撒冷人。茶道在这里(您的作品里)演示得这么精细，而我在家里时拿个大杯子，放进茶叶，倒上水，一饮而尽。

    奥兹:我们在家里也是这样。非常简单。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旅行的最好方式不是买一张国际旅行机票，而是买一本书。因为你买一张机票到另一个国家旅行，看到了那个国家的纪念碑，博物馆，与那里的人们相遇；如果你买了一本书，那么等于邀请你走进一个家庭，看到这个家庭的客厅、厨房和卧室等很多细节。

    莫言:是这样。

    奥兹:您在从事创作的时候一定做了大量的学术研究。

    莫言:我做了一些关于地方历史的调查工作。研究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阅读关于地方历史的书籍，另一部分就是倾听老人们口头讲述，讲述他们的历史故事。我认为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老人们口里所讲述的历史故事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讲更有意义。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以下简称《爱》)里您讲述了祖父、祖母家族在敖德萨的故事，讲述了外祖父、外祖母一家在波兰的故事。这些遥远的故事和资料我想主要通过老人们的口头讲述而获得的。

    奥兹:我们两人拥有一个共同之处，把死者请到家中，来理解他们。

    莫言:是的，奥兹先生有一个观点我很赞同，他在写作，在讲故事时，把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当作自己的孩子看待。小说中描写的他们青年时期的生活，而现在我们的年龄已经超过了他们当时的年龄，把长辈当成孩子来写，对于作家是很有意义的。

    奥兹:我在读《红高粱》时，也意识到，您在写我爷爷、我奶奶、我爹等几代人的时候也是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来写。

    莫言:有时我把他们当成我自己的孩子，有时我把他们当成我自己来写。

    奥兹:读了您的两部作品之后，确实感到老一代人已经复活了。

    莫言:是用文学的方式使他们复活。此时，从个人体验说，他们是我们的母亲、父母亲，但是从文学角度来说，他们是活生生的人，是小说中的人。

    奥兹:我特别欣赏您笔下的自然风光，您笔下的农村风情，令人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莫言:因为我从小在那片土地上出生长大，对那个地方的一草一木，每个人物，每条街道，每条河流都具有一种很深厚的感情。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纯粹的风景描写是不存在的。

    奥兹:对此我非常赞同。

    莫言:小说里人物的思想感情和景物描写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读过您的许多作品后，我逐渐发现，耶路撒冷不仅仅是一个城市，耶路撒冷是个有生命有情感的人物，耶路撒冷的每座建筑物就像人的一个器官，每一条街道就像人的一根血管。所以整体上说她是有生命的。

    艺术家应该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对错综复杂的关系做包容性描写

    莫言:我在写《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时，以及我以前的一些创作中，描写了悲剧和战争，不过，我在处理这些事件时剑拔弩张，慷慨激烈。您在创作时也处理了许多重大历史事件，而采用的则是一种非常宽容舒缓的笔调，我觉得您这种手法比我要高明，所以我说您是我的老师。

    奥兹:我们的创作技巧不尽相同，但我不能确定是不是我的创作手法就比您的高明。我在阅读您的作品时，有一点感触很深，即使您在描写特别残酷、特别血淋淋的场景时，依然透露出一种悲天悯人的情怀。这种把怜悯与残酷结合在一起的描写手法，从创作角度来说，也是很高明的。

    莫言:确实有难度。既要描写残酷场景，揭示人物的悲惨命运，又要充满了悲悯的情怀，要把握好这个分寸感。

    奥兹:我们都曾经是军人，但是时至今日，我从来也没有一部作品描写战争，描写军旅生涯。而您却成功地描写了军旅生活，这一点确实令人羡慕。尽管我也多次尝试着描写军旅生活，但始终没有如愿以偿。

    莫言:实际上我也没有描写自己的军营生活，我写的是历史上的战争。

    奥兹:战争记忆具有某种与众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