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出口之路

　　近来，英语世界分量颇重的文学杂志《当代世界文学》推出“中国当代文学专刊”，刊载了食指和陈东东等诗人作品，以及张柠、张清华、张颐武等人的批评文章。这一消息在文学界掀起了一股不小“文学出口”热。著名作家莫言对此现象极为乐观，以为当代中国文坛呈现出万箭齐发之势。余华也表示，很荣幸遇到了这个时代。当然，一些作家、诗人对此“文学热闹”也较为漠然。格非觉得，开放的背后潜藏着再次自闭的危险，当代文坛的热闹其实没什么东西，复杂化的背后是单一化。李洱坦言自己喜欢的作品很难翻译。中国文学能否跨过文化这一道巨大的鸿沟，真正走进外国读者的内心世界，还有一个较为漫长的渐进过程。
　　中国文学在经历了长时段的文学进口之后，有着改变这种单一的文学流通路径的强烈诉求。中国文学的进口是中国现代文学建设的“求新声于异邦”，或者说是中国文学的一次规模空前的“改革开放”。从上个世纪初开始，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正是伴随着对于外国文学的吸收和借鉴成长起来的。就狂飙突进的“五四”新文学而言，大量的外国文学进口对于中国传统文学的文化重建和审美解构起到了艺术自觉的作用，制衡文学的载道逻辑也渐趋崩溃，从而带来了文学界几千年来前所未有的自由空气。
　　尽管如此，文学进口对于一个国家的文化建设而言，始终是一种被动的文化输入。文化部部长孙家正曾说过:“中美物质产品的贸易美国存在逆差，但是就文化产品来说，中国的逆差更大。”孙家正部长的这番话，无疑给我们每个人敲响了一次值得铭记的警钟。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意味着经济复兴，更意味着文化复兴。中国要提升自己的软实力，文化逆差始终是一个“瓶颈”，因而必须改变这一困扰已久的症状，从后殖民文化泥潭中越出，努力寻求文化出口。
　　中国文学面临的以多元化为特征的文化语境，为文学出口提供了巨大的可能性。其实，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奠基人的鲁迅先生，在“五四”以后，就致力于思考把中国当代文学推向世界，让世界认识、了解中国的问题。鲁迅认为，中国文学走向世界始终掣肘于“文化背景”和“生存境遇”两个基本的事实。可以说，鲁迅的思考，焦灼而又深邃，切实而又久远。值得欢呼的是，我们正赶上了由中国经济腾飞而涌现起的全球中国文化热浪潮，这一点，给中国文学出口提供了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鲁迅焦灼的两个基本事实，在全球化语境之中已有所改变。中国文学所处的文化背景，已不是在一种孤立的、封闭的文化禁锢中，而是一种较为开放的、自由的格局，并且呈现出多元文化空间形态，这就有可能形成一种以复调为特征的文化流动路径。尤其是当代文学的思维理路和表现手法在这种多元文化空间的转移、流通，由于特定文化空间的社会情境和文化积累而渐趋改变其表现形态，进而易于形成一种以文化交融性为潜在美学特质的文学体式。
　　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国际地位的日益提高，使得西方人的视点已经不再完全囿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界之中，他们也渴望寻求一个角度介入到中国人的内心世界、文化空间之中，同时也迫使其不得不打破西方一贯话语独白，进行不同文明形态之间的多层次、多方位、多角度的对话、协商与沟通，中国文学无疑是一个生动的切入点，对于人性、人心的文化影响、现实动态及未来走向的关注将成为中西文学链接的质点。
　　东西方文化差异，会在较长时间内继续成为中国文学出口的潜在阻力。文学的接受程度，毕竟要受到审美习惯、接受心理和文化传统等诸多因素的影响，文化基因既会成为培植一个民族文学参天大树的不竭动力，也会成为不同民族文学交往的巨大障碍。期望文学的出口像签署出口商品协议一样简单、机械而且立竿见影，本身也是一件不切实际的事情。
　　有着全球化语境的成长经历的当代文学，会成为文学出口中颇具希望的一支生力军。但是，有着浓厚文化积淀的经典文学在这个过程中将会行路甚难，乃至举步维艰。李敬泽指出，“《水浒传》、《红楼梦》，尽管在世界文学的秩序中很难找到它们的位置，它们却世世代代滋养着中国人，这不仅是传统、古典、传承的魅力，它们体现了中国人的文学精神。相对于世界文学，它们就像奶一样难以溶进水，它们不被世界人民消化，却对中国人暗自起着巨大的作用。我认为，这一点是需要充分注意的。某种意义上，那些不可能被纳入世界文学图景的作品暗藏着对中国人而言特殊的经验与价值。”其实，像《水浒传》、《红楼梦》等这些体现中国人的文学精神的经典作品，暗含着中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自我认同。的确，这些文化内涵深厚的文学经典，对于那些对中国文字望而生畏、对中国文学知之甚少的外国人来说，再加上本民族文化的自然免疫力，接受起来无疑是巨大的挑战，更难以谈得上“应具了解之同情”了。
　　不过，这也难免会让我们产生反向思考。为什么像《荷马史诗》、《哈姆莱特》、《人间喜剧》、《战争与和平》等等这些西方的经典之作会走进中国读者的世界之中？为什么这些体现西方人文学精神的作品会被世界人民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