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汪曾祺那样生活

像汪曾祺那样生活

     很多歌消失了。

    汪曾祺在《徙》的开头写道。

    很多人也消失了。

    十年前，1997年5月16日，汪曾祺也消失了。

    他的歌声依然在文坛回荡，他的文字永远不会消失。

    很多人喜欢汪曾祺，甚至是疯狂地喜欢。汪曾祺像一阵清风在中国文坛刮过，让人眼前一亮，哦，小说可以这样写？现在的年轻人体会不到当初我们读到汪曾祺的那种新奇、兴奋和不安。

    我第一次读汪曾祺小说的时候，是在文革期间，我小学毕业。暑假在外婆家，从四舅的抽屉里翻到了一本旧的《人民文学》，上面有一篇小说叫《王全》，很耐看，也觉得有点怪，印象极深。但并不知道作者，直到后来看到《汪曾祺小说选》时，才恍然大悟。很多人都是因为读了《受戒》、《大淖记事》才慢慢了解汪曾祺的，我则是读了《异秉》之后就对汪曾祺感兴趣的。我看了的第一感觉像是解放前的人写的，与我父辈的生活极其相似，更重要的是小说的功力力透纸背。等读到《受戒》、《大淖记事》之后，就更加激动了。不仅因为他写的是家乡的生活，而是因为他把解放前的生活也写得那么美。

    孙犁也是写生活美的高手，但他写的都是劳动人民，且都与抗战有关。汪曾祺写的都是市井，与抗战无关。最让我震惊的是他在《大淖记事》里写互通情报巧云被刘号长奸污之后，居然没有《白毛女》里那种愤怒和反抗。“巧云破了身子，她没有淌眼泪，更没有想到跳到淖里淹死。人生在世，总有这么一遭。”我原先脑子里的阶级斗争观念一下子被击穿了。刘号长与巧云是压迫与被压迫的关系，巧云居然没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后为锡匠们还是游行反抗了)，还有她贞洁观呢？《大淖记事》没有搬用阶级斗争的观念和道德的观念来写小说，这在80年代初还是需要勇气的。当然，老先生没有想那么多，他只是让小说写得更生活化一些。

    我读汪曾祺的小说，经常产生这样的念头，哦，原来生活是这样的，原来日常生活也这么美好。因为景慕汪曾祺的小说，一段时间我竟能整段整段地说出来。心想，什么时候能见老先生一面多好。1983年我第一次到北京，最想见的人便是汪曾祺，便查地图找到北京京剧院，我倒了好几趟车，终于找到了京剧院。我以为京剧院也像我们的机关一样正常上班了，可找了半天，才撞到一个人，他说汪曾祺在七楼编剧室上班，我欣喜若狂，我爬上七楼，可整个楼层一个人也没有，我又到六楼、五楼、四楼，没有一个人上班。就像今天那些追星族，我在京剧院空等了半天。

    1981年秋，阔别家乡40年的汪曾祺回乡了，当时我的女朋友打电话告诉我，你崇拜的汪曾祺来做学术报告。我便从百里之外的兴化坐了四五个小时的轮船，再转汽车赶到了高邮。这一折腾，从早晨六点到高邮百花书场，已是下午两点半了，我匆匆进入会场，还好，报告还未开始。不一会，汪曾祺来了，我远远觉得他满面红光，精神劲十足，他滔滔不绝地讲了三个小时，谈自己的小说，也谈鲁迅，谈沈从文、孙犁，谈契诃夫、艾略特、舒婷。他谈兴浓烈，只是天色已晚，意犹未尽。他谈的不是文学外部的东西，而都是关于艺术本体、内部结构方面的见解，尤其是他对文学语言的阐释颇为深刻。当时一些人在谈论文学以外的内容时往往津津有味，头头是道，可一进入艺术内部结构只是泛泛而过，而汪曾祺却能游刃有余，深谙三味。二十出头的我第一次见到这么优秀的作家，也是第一次听到如此的文学真经，我仿佛站在高山之巅，领略到无限风光。从百花书场里出来，我觉得自己有些微醺，被陈年老酿灌的。到现在，他说的那些话，我还记得很清楚。

    我能够走上文学评论的道路，也因为是与汪曾祺的不解之缘。1982年，我们看到《北京文学》上汪曾祺的短篇小说《鉴赏家》，爱不释手，后来我和同学费振钟、陆晓声合写一篇万字评论，比小说还要长，后来索性扩展开去，写成了《论汪曾祺短篇小说的艺术风格》一文，投给当时的《文学评论》，没想到这家权威的刊物居然准备录用，我们有些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文学评论》太大了，也太难发文章了。迄今为止，《文学评论》依然是评论界权威的刊物之一。自那开始，我就一发而不可收，在文学评论的道路上，一直走到现在。

    汪曾祺不仅改变了我的文学观念，也影响了我的生活观。因为老乡的缘故，也因为研究他作品的缘，我和他本人有了很多的交往，我发现了他不仅是在小说中审美，在日常生活中也是按照美的原则生活的，可以说，他的生活完全是审美化了的。比如，他喜欢下厨，且做得一手美妙的家常菜，他是有名的美食家，他认为那也是在做一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