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

韩子勇

    ◆关于体验、经历和感受，如同弯曲的空间，如同万有引力，如同绚烂的极光，折射出自身生命的存在方向。在这里，大国经济、文化的不平衡性，使得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有了另一种情状。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者都像是时间上的移民，处在人们所熟悉的环境之外，被置放在这册漫长巨著的末页。

    ◆偏远是一道美味，偏远是一剂毒药。你在什么位置、你在什么时间——你就是什么。文学写作所关注的是人的心灵与历史，从这个意义上说，写作从哪里开始、在何时开始都是一样的，都是平等的。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不应被“偏远省份”所定义，偏远不应成为一个逃遁性的托词和借口，不应成为照顾和保护落后的理由。

    影响的焦虑

    在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传统深厚、幅员辽阔的国度里，政治、经济、文化是这样的不平衡，几乎没有对称性。当一部分城市人为子女的肥胖症而焦虑的时候，还有相当一部分偏远地区的儿童可能因营养不足而发育不良。同样是中国的“小皇帝”，一部分孩子正逃离钢琴，另一部分孩子则可能因很小的经济原因而上不起学。我们这个国家实在是太大了，但内部发展上的差别距离，又使“大”的概念几乎可以放大许多倍。而且，这也仅就物质、经济的指数而言。如果说到观念和认知，可能更为复杂。我们只能在想象和眺望中了解对方。如果处在一个完全透明或完全封闭的环境里，影响的焦虑还不至于这么严重，问题是这种半透明状态，我们似乎看到了什么，又不完全清晰，好像一架焦距不对、配错镜片的单筒望远镜，那才真是焦虑万分呢。

    说到“影响的焦虑”，中国的作家们所面临的是职业的焦虑——如果写作也可以算作一种职业的话。本雅明曾把波德莱尔时期的作家——当然指的是他所认定的贫困潦倒而不识时务地挽留传统习性的作家们——称为拾荒者、波希米亚人和游手好闲者。

    我们今天的情况与19世纪中叶的巴黎当然不同。我们的文人一向是被“养”起来的，他们在经济上远没有跌落到社会的底层，不要说与大部分的农民相比较，即使与城市里的工人、机关里的小职员和大量事业单位里的工作人员相比，如果不是更优裕一些的话，至少也不会更差。在这个基本事实的判断上，许多文人一脸悲切的“诉苦”是一种夸张的文学风格。

    这种普遍的职业感情失落的背后包含了些什么内容呢？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这个社会有了“先富起来”的一群，这个小群体在十三亿人当中在统计学上不成比例，但在社会学上却有着非凡的能量。它使相当一部分人感到生活不如意，特别是对于一向感觉良好、习惯于把自己凌驾于大家之上、敏感自尊而又自视甚高的文人而言，特别具有冲击力，使作家们感到自身生活的经济指数如雪地里的水银柱急速下降。二是因为在以经济为重心的社会里，特别是在市场喧嚣的窄街中，文人被摩肩接踵的人流所推搡，迅疾的物流使他们陷入惊慌，穷于应付扼杀了他们沉思中的美梦。他们头上的光环消失了，被“降格”在一个平等的位置上，不再长期处于社会的“发言席”和“代言人”的位置上。特别是回忆起上世纪80年代初期的文学轰动，人们很容易把非常的情况当作长期的适用性加以期待。这样一种物质的和心理的因素，造成对写作职业的严重焦虑，使文人队伍迅速分化。有关文人下海沸沸扬扬的话题，成为文学故事的一个“情节”，当这种焦虑之中的“要挟”丧失它的悬念性后，就平息为既定的按部就班。当时的一个字眼很有意思:“逼良为娼”。这个字眼潜含着一个判断:除了为文之外，外部世界是不洁的。伴随着扭捏作态，一部分人迅速领悟形势的实质，马上和大众传媒联姻，左搂右抱地闯进专栏作家的行列，或杀向影视圈，在真正的制作速度中赶制着肥皂剧。文学市场从无到有，“他们像游手好闲之徒逛进市场，似乎只为四处瞧瞧，实际上是想找一个买主”。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中，我们有了人文精神的大讨论，有了关于“抵抗”和“投降”的说法。

    对于偏远省份的文学写作而言，这种职业的焦虑也是同样存在的。理论上讲，由于地区差距，焦灼的压力应该更大一些，但是由于环境的封闭和市场化程度的相对不足，情况反而要好一些。在这里，“次一等”的存在，反而使写作保持了尚未褪尽的余辉，因为它从来也没有像中心地区那样曾经辉煌过。当然，写作队伍的分化也是存在的，一部分人向京畿和沿海地区流失。在这个现象背后，更多的因素是为寻找更好的发展机会，摆脱缓慢的自然成长过程，找到一个加速的、人工的“孵化器”——但求速荣速死。这样，在中心城市就形成了一支流浪作家队伍。他们更像是本雅明所言的游手好闲者、波希米亚人和大城市的“拾荒者”:租居于低矮狭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