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文学的昨天与今天

现在提出“文学陕军再出发”，是一个迫切而求实的题目，实际包含了当下中国文学所面对的共同经验与问题。这也是由陕西文学的重要地位和典型性格所决定的。都包括些什么问题？主要是：在传统与现代转型冲突的大背景下，文学面临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乡土文学的扬弃与开拓问题；新一代作家的培养、成长，从而续写辉煌的问题等等。这一切难道不也是中国当下文学亟需解决的问题吗，谈论它们，对发展当前中国文学不也是有价值的吗？ 在我看来，陕西文学有这样几个大的特点及问题： 一是，由于它深厚的传统文化土层，它的整个发展对中国现实主义文学的丰富和革新起到了很大作用。中国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还是大于浪漫主义传统的。陕地包括渭河流域及北部的游牧文化区域与南部的汉水流域，陕西还是十三代古都所在之地，古有诗经，乐府，汉代大赋，大唐诗歌，唐代传奇，无数名篇产生于此，气象万千，因而有中国文学和中国哲学的深刻根源。另一个大的传统是延安文学传统，以贴近人民大众，高度重视作家的生活体验，鼓励投身火热的生活去汲取题材和灵感为其根本指向。陕西文学就是依此两大传统资源为背景发展的，怎能不深厚？当然这其间也有过种种历史教训，此处暂不延伸。于是，有了柳青的《创业史》，不管审美观念如何变化，梁三老汉，梁生宝，姚士杰，素芳，王二直杠们，应是些永远活着的人物；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夜走灵官峡》等传递出“十七年”特有的气息；而王汶石的《春节前后》，《大木匠》，《土屋里的生活》；魏钢焰的《船夫曲》，《红桃是怎么开的》；李若冰的《柴达木手记》，依我看，什么时候都有一定的阅读价值。人们不太知道的还有一位诗人玉杲，解放前夕曾有叙事长诗《大渡河支流》出世，写一大地主女儿与青年长工的生死之恋，悲怆动人，荡气回肠，冯雪峰激赏，写有近万言的评论，誉之为“中国新诗的重大成绩”。玉杲57年因长诗《方采英的爱情》被打成右派。 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可以以路遥，陈忠实，贾平凹为代表。这三人，或写城乡交叉地带，或写关中，或写商州；即使写城市也不脱乡味。他们都是农民的儿子，都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后代，故称“农裔城籍”。虽各有个性，但他们身上表现出共同强烈的人民性，生命的强力，乡土情结和底层意识，以及道德理想主义和文化上的乌托邦倾向。路遥的创作既是十七年文学的遗响，又是新时期的开启，承前启后，他熟读《创业史》，随身携带之，称柳青为自己的文学教父；陈忠实的《白鹿原》，从文化视角思考民族秘史，揭示文化秘密，正面观照中华文化人格，在某种意义上，它开了写中国农民的文化化的新篇章；贾平凹从写实到表意，笔墨锦绣，容量惊人，商州系列是早半拍的文化寻根，而《废都》直面知识分子的心灵挣扎，裸露知识分子的灵魂原色，《秦腔》则表现了乡土传统式微和崩溃过程中的丰富复杂的人性变异图景。这一切，包括陕西其他作家的优秀之作，共同丰富和扩展了我国的现实主义创作。这里虽以他们三人做代表，并不意味他们能代表一切，还有许多作家各有贡献。 二是，陕西文学持久地关注中国农民的历史命运和不竭地进行乡土灵魂的探索，成绩卓著。我可以举出《创业史》《平凡的世界》《白鹿原》《秦腔》《古炉》《村子》《沉默的季节》《大平原》《最后一个匈奴》《老县城》《青木川》等一大批值得研究重文本。在这方面，除了路、陈、贾，还有高建群，叶广芩，冯积歧，王观胜，王晓新，吴克敬、钟平等人。现在，如何开拓乡土文学的新空间，新篇章，已变得非常突出，这是与现代性，与城市化，与全球化的背景分不开的。我不同意经济上的“乡土文明终结论”和文学上的“乡土文学终结论”，因为这并不符合我们的国情与现实，但必须看到，乡土文学面临着吐故纳新的迫切问题，陕西尤甚。再这样写下去就可能出现自我重复和“同质化”，进而会脱离时代，脱离读者。有一位作家说得好：“当我们的农民不再坐着老牛破车进城，不再贴着邮票发信，而是操起手机拉家常，打开电脑来上网的时候，我们明显地感到时代变了，人们的生活节奏加快了，而作家，是继续固守传统的写作模式，一如既往地走下去，还是换换脑筋，来适应新的变化了的环境和新的阅读群体？” 三是，经过几代作家的不懈努力，陕西文学形成了自己特有的人文精神和美学风貌。对此，当然是见仁见智的。比如，共有的底层立场和民间情怀，形诸创作便产生了一些大的主题走向：如人与土地的关系和现代性与传统伦理情感之激烈冲突。路遥笔下的主人公，大都是物质上的贫穷者，精神上的高贵者，理想高远，品质高尚，智力超常，毅力顽强，与其地位处境形成了尖锐的对照和反差。他认为，写小说与父亲在地里劳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还认为，人生充满了苦难，在与其不断的搏击中，人才会活得充实一些，才能获得幸福感。于是，在美学上，有无把沉重劳动诗意化，把生活苦难神圣化，把道德伦理崇高化的倾向？——这似乎是双面剑，既有升华的一面，也有美化的一面。在他和其它一些作家笔下，是否确有美化乡土伦理的乌托邦倾向，比如：在路遥笔下，乡村是父慈子孝，好人有好报，有为青年实现梦想；在陈忠实笔下，是白鹿原上如诗如画，儒家人格理想化，要学为好人，自种自耕而食，自纺自织而衣；在贾平凹的《商州》系列里，商州不是实存，而是心灵中的净土，桃源，是尽喝尽饱，分文不取，井闾相错，婚姻相通，任恤相感，庆吊往来，因而也就是抱朴守真，恬淡适意。这些都表达了作者们的良好愿望，但是否也有对严峻存在的遮蔽？他们的创作是否也还缺乏精英意识和启蒙意识？当然绝对不属于贵族化写作。如果是这样，也无可厚非，可是，如果存在着现代意识与批判立场的空缺或薄弱，缺乏现代性，以及过分依赖生活经验的问题，那就必须大力克服之。 必须看到，陕西文学确乎存在较突出的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现象。这首先与城市化进程加剧，其覆盖面大面积扩张，而乡土文明与乡土文学遭遇挑战，面临式微和凋零的大背景有关。要在80后、90后中找出很熟悉农村生活的小贾平凹，小陈忠实，几无可能矣。在较为年轻的红柯、寇挥，方英文等人的写作中，有了更多世界文学的知识背景，许多小说以意象构成。他们的小说重视感觉，变形，超验，魔幻，呈现出突出的陌生化效果。红柯的浪漫主义笔调已得到共识；而寇挥近年也显得突出，他的《黑夜孩魂》等作品以骇人的想像力曲尽了弱者的处境之艰难，展现了人性的残酷一面和希望的光亮，被指为荒诞派小说家，成为以现实主义为主体的陕西作家群中的一个异数，能否长成大树尚难逆料。再如80后女作家杨则纬，在全国虽无很高知名度，但她的两部长篇新作《我只有北方和你》和《躲在星巴克的猫》，在个人创作上有惊人飞跃，决不让于全国水平。此二作，尤其是后者《猫》，发行量甚大，成为一些青年读者爱不释手的书，并不偶然。《北方》仍不脱作者经历背景，却也揭示了当今女性在精神上的深隐之痛，那逃不出的“金锁”依然存在；后者《猫》则以猫的神态的惟肖，猫的拟人化，人猫之恋的灵性，表现出极精妙大胆的想像力，妙趣横生。 以上主要谈小说，文学何止小说？其实在诗歌和散文等领域，陕西的创作力同样强盛。新诗人如耿翔，伊沙，闫安等人，散文家如刘成章，和谷，朱鸿等人，都具全国影响。事实上，现在的陕西文学面貌不变也得变了，农耕文化的背景在变淡，大城市的喧嚣感觉与全国其它地方并无不同；作家正在去除过分的“同质化”，逐渐成为一个多样化群体，其价值判断也在趋向多元，既有现实主义的，也有现代后现代的。这是可喜的征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