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无定法：范式与枷锁 ——散文边界之我见

 　这还是“散文”吗？一些面目怪异的散文不时登台，令人惊疑相向。争论的出现是迟早的事情。这一回争论的焦点是散文的“边界”——抛弃文体的边界只能带来混乱。这种主张的前提是，文学的纲纪伦常不容破坏。散文的纯正血统遭到冒犯，清理门户是不可避免的净化措施。尽管我充分尊重维护文学生态的意愿，但是，这仍然是一个必须追问的节点：所谓的纯正血统从何而来？

　　一

　　对于强调散文纯正血统的主张来说，一份清晰的文学族谱通常是分门别类的前提：文学区分为诗、小说、戏剧、散文四大文类，每一文类之下又拥有若干次级文类，例如抒情诗、叙事诗，或者历史小说、侦探小说、武侠小说，如此等等。从作家、文学刊物的编辑到众多资深读者，他们是一致认可这一份文学族谱的“想象共同体”。

　　有趣的是，这一份文学族谱并未得到中国古代文学史的声援。各个文类的座次排列毋宁说是现代文学教科书制作的一个脆弱的理论模型。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古代社会并不存在一个相对于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等众多学科的“文学”概念。《论语》中“文学”一词的涵义与现今作为独立学科的“文学”相距甚远。古人声称“文以载道”，这个命题之中的“文”不能简单地翻译为现代汉语之中的“文学”。因此，尽管古代拥有众多的诗、词、曲、传奇、讲史、笔记，但是，如下的图景仅仅是一厢情愿的想象：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学定义事先被树立为公认的标杆，四大文类根据这个标杆来到指定的位置报到。查阅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即可了解，历史上曾经涌现过形形色色的文体，丰富而杂乱。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不能形容为古代文人精力过剩。描述论辩、序跋、奏议等诸多文体的来龙去脉，姚鼐时常涉及造就文体的历史语境。这种描述隐含的启示是，层出不穷的文体不是来自某种观念的事先设计。刘勰早已在《文心雕龙》之中提出：“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历史提供的文化氛围才是这些文体的助产婆。

　　现今通行的“文学”观念与20世纪初期的现代知识重组密切相关。这种重组不仅赋予“文学”和“literature”相近的涵义，并且大刀阔斧地将诸多文体整编于诗、小说、戏剧几大文类之下。许多时候，这种整编包含了多种谱系的知识痛苦地相互磨合。将神话、讲史、传奇、笔记和“novel”“story”“fiction”“romance”“tale”这些文体共同塞入“小说”的称谓，彼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可想而知。然而，删繁就简之后的标准化知识乃是现代教育的要求。上世纪20年代开始，学院流行的《文学概论》教材——通常出自西方作者之手——主张的即是现今的“文学”观念，这种“文学”的帐下拥有诗、小说、戏剧几员大将。

　　必须指出的是，当时相当多的《文学概论》仅设诗、小说、戏剧，散文阙如。中国古代批评家那里，“散文”通常与骈文乃至韵文对举，并非特指某种文类。英语世界亦未将散文作为文类单列。五四时期散文的兴盛与个性解放、抒发性灵密切相关，周作人对于这个文类的奠定产生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孙绍振教授评述过这一段文学史情节，我没有必要繁琐地重复。我的企图是，根据这些文学史情节引申出两个结论：首先，散文的纯正血统仅有短暂的历史，批评家甚至无法借助历史的声望作为捍卫纯正血统的依据；其次，历史可以汇聚造就一种文类的能量，当然也可以汇聚瓦解乃至破坏一种文类的能量。

　　二

　　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许多批评家主张散文不得放弃“边界”。即使古代散文不存在一个稳定的散文文类，现代散文也到了建章立制的时候。

　　如何划定散文的“边界”？批评家见仁见智，远未取得共识。我从争论的文章之中读到一些熟悉的观点，诸如散文不是实用性文体，而是自我表达；散文是审美的，必须显现个人的灵魂，流露真情，如此等等。尽管作者态度坚决，义正词严，但是，我并未获得足够的启示。这些标准过于宽泛因而无法有效地排除诗乃至小说。在我看来，这些观点更像是“好散文”的形容。“何谓散文”与“何谓好散文”显然是两个性质相异的问题。

　　当然，这种挑剔不能证明，我的口袋里藏有一份正确的答案。必须承认，我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兴趣。我不止一次地表示，散文的“边界”可以撤除。换言之，诗、小说、戏剧之外均可成为散文。事实上，这即是我认定散文疆域的参照坐标——相对于诗、小说、戏剧，散文具有哪些独有的特征？

　　散文与戏剧的舞台表演存在显眼的差异，二者的领地泾渭分明。在《巨大的文体空间》一文中，我着重考察的是散文与诗、小说乃至论文的区别。诗的节奏、押韵及铿锵语调具有严饬的形式感，诗的凝练、跳跃保持了崇高的风格，诗的修辞穿行于瑰丽的神话意象和庞大的象征系统——这一切无不展现出摒弃世俗的美学高度；散文的表征不仅是流水般的叙述话语，而且，这种叙述话语松弛、从容，直面琐碎卑微的日子，充满日常的烟火气息。相异的注视范围、焦点及情调风格划出了二者的分界。

　　当然，烟火气息同时构成了小说的显著特征。因此，散文与小说时常面目相近，甚至不分伯仲。考察二者之间的区别，许多人聚焦于“虚构”：散文必须纪实，小说允许虚构。某些散文似乎出现了破戒的迹象，然而，这种企图遭到了严厉的谴责——批评家不惮于与谎言相提并论。这或许是一个必须面对的疑问：为什么小说拥有虚构的特权而散文不得染指？谁规定了如此不平等的条约？在我看来，与其说小说占有了虚构之利而将笨拙的纪实扔给了散文，不如考虑二者的分疆而治带来了什么。小说必须有偿使用虚构，小说通常以传奇性、戏剧性和诱人的悬念回报虚构——虚构首要意义即是以想象打破庸常现实的平淡与乏味。相反，散文不屑于虚构，散文的自信是洞悟平淡背后的玄机与妙趣，内心的起伏取代了情节的跌宕。所以，小说的惊心动魄更多地召唤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安详的老人多半倾心于散文。

　　至少在目前，愈来愈多的散文展现了智慧和思想。这是促使我区分散文与论文的原因。我的结论是，散文的智慧和思想具有强烈的个性，它们的独特程度比公众的接受程度更为重要；论文追求的是共同认可的思想高地，论证的每一步骤必须吻合公众遵循的逻辑程序。

　　与某些批评家的观点不同，我并未将所谓的“实用性”作为散文驱逐异己的标志。中国文学史上，许多“实用性”的公文成为散文名作。日记、信札、演说乃至一张请假条都可能成为一篇散文，没有必然的理由否定这种假设。

　　不言而喻，这些粗糙的概括忽略了许多例外，这犹如放弃细节的精雕细琢换取基本轮廓的浮现。仅仅列举诗、小说、戏剧、论文几个有限的参照标识，散文的“边界”勘察远未精确。尽管如此，我没有兴趣进一步详细描述。王若虚的《文辨》曾经对于文体发表了一个睿智的观点：“定体则无，大体须有。”“大体”意味了方向，“定体”可能演变为陈陈相因的束缚。当然，“大体”同时表明，各种文体规范并非僵硬的教条。必要的时候，文学必须有勇气破门而出。

　　三

　　现在可以面对这个问题了：如何评价文类的突破行为？

　　对于初涉文学的作者说来，文类犹如写作必须遵循的交通规则。思接千载也罢，视通万里也罢，文学的叙述、修辞必须行驶于规定的线路之上。文类不仅是作家处理经验的范式，同时控制了读者的阅读期待。如果一部小说没有任何悬念，一首诗拖泥带水如同街头闲聊，读者的通常反应是——你想说什么？许多时候，“不像小说”或者“不像诗”的评价即是一种彻底的否决。

　　然而，对于许多资深的作家来说，文类或许会演变为恼人的枷锁。当种种文类的成规开始严重窒息作家的内心时，他们必然谋求突破。文学史提供的许多例子证明，突破文类的成规可能带来文学的革命性飞跃。诗从四言、五言、七言至词、曲的出现，中国小说史上《金瓶梅》《红楼梦》和鲁迅的《狂人日记》无不制造了意义深远的转折。这些成功包含了对既定文类的修正和改革。

　　尊重文类的权威，理解历史赋予各种成规的美学功能；破除文类的拘禁，意识到各种成规的美学功能与历史的要求产生了深刻的矛盾——按照《文心雕龙》的术语，“通”与“变”的辩证转换显然有助于考虑散文的“边界”。至少在目前，许多人心目中的散文范本来自《古文观止》、五四时期的“美文”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杨朔式散文的综合体。迄今为止，这种范本的魅力远未终结。然而，如果这种范本被奉为散文“边界”的唯一解释，那么，过于狭窄的通道不得不重新设计。

　　我的某些散文之所以游离于这种范本，显然由于现代生活的冲击。除了秋风、明月、江湖、青峰、桃花、黄叶、古树、清泉等古典美学意象，我们的周围出现了大量前所未有的事物。从会议、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到枪支、火车、网络宽带、大数据，以及各类繁多的机器，这些事物不仅剧烈地改造公众的观念和感觉方式，而且有力地摇撼沿袭已久的散文表述。这时，另行启动一套笔墨几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可以大声疾呼，壮怀激烈，也可以玄思妙想，细语独白，可以谐趣幽默，也可以悲愤尖锐，如此宽阔的音域必然要甩下单调刻板的演唱技巧。这是散文的“边界”持续遭受挑战的主要理由。当然，挑战通常会遇到抵抗。对于那些面目怪异的散文，某些批评家愤怒地拒绝称之为“散文”。在我看来，这不是多么严重的事情。重要的是说出了什么，而不是赢得“散文”的桂冠。古人反对“为文造情”而力倡“为情造文”；出于相似的考虑，我挪用这个表述并且稍作修改——争论“何谓散文”，我主张“为文造名”而不是“为名造文”。

　　(作者为福建省社科院院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