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诗与非处方用药

 　一种特定的文体，就是一种特定的视界、一种观看世界的特定角度，就是感受世界的特定方式。所谓散文诗，就是以作“诗”的方式写“散文”，就是寓“诗”于“散文”之中，就是“诗”成为“散文”中最明亮的那个部分。通常情况下，散文诗不仅要求诗的浓度和散文的散淡同时共存，还要求两者必须以恰当的比例相互搭配。在散文诗人爱斐儿看来，这个世界虽然病得不轻，而且病因繁多，却依然可以被直观，能够被有心人尽收眼底：“无人能从清洁的马路与街灯讨回野草与萤火，也不能从交易的肮脏和高墙之内，找回洁净与良善。”(《深秋已至》)所谓直观，不过是散文诗特有的视界或感受方式起着凹透镜或凸透镜的作用：面对病得不轻的世界，诗的浓度要求诗句认领的火气必须怒目金刚、肌肉发达，散文的散淡既化解又包容了火气，让它处于表面上的风平浪静之中，处于平和、达观的句子之下，等待着在有眼力、有慧心的读者心田中重新活过来。

　　作家与文体总是倾向于商量着成长，商量着前进，直到完成某个特定的文本：如意的或不那么如意的。一味放纵文体的本意，个人愿望或意志将失去力量，文体将漫无边际地独自滑行于无岸之涯；完全不顾、无视文体的本意，个人意志或愿望将一支独大，大到能够流放文体，文体将成为无岸之涯，最终将消失于无岸之涯。而两者兼顾，才是“商量”一词的正解，却又称不上妥协，或不必称作难听、刺耳的妥协。

　　虽然在散文诗内部，诗的浓度与散文的散淡有无数种配方，但只有特定的配方，才能和特定之人的心志相匹配。《野草》就是诗人与文体恰切商量后，留下的经典文本，光彩夺目，汪洋恣肆，格外令人感动。它情感饱满，诗意浓郁，文本在气质上直呈奇崛之势，与号称“投枪、匕首”的鲁氏杂文判然有别。爱斐儿或自觉或不自觉地了解其间的奥秘，知道个人意愿和文体意愿之间恰切的修正比，才与诗人自身的气质与意愿恰相对称、两相匹配，然后，才能以这种仅仅适合自身的比例、属于自身的比例，去面对将待处理的主题与素材，或者干脆说：凡间尘世以及包纳其间的一揽子事物。爱斐儿也许是仅凭直觉，就很幸运，也很准确地找到了个人气质和散文诗之间的接触点。凭借这个不可解释的阿基米德点，爱斐儿坐拥了与有病的世界相周旋的能力、机会与勇气。

　　面对有病的世界，爱斐儿以倒叙的姿势，或以同义反复的口吻，道出了自己的心胸如何与散文诗在怎样的幅度上进行怎样的共振与共鸣：“我不爱伤怀，只是容易被感动。”(《水罐》)很显然，这是一个优秀、饱满、不乏冷静与沉着的散文诗出发点；爱斐儿并非不知道凡间尘世的真相，而是即便面对真相，也易于被感动，倾向于宽恕真相，甚至不惜以德报怨：“一颗心的‘毒’已无人能解——那种超越百毒的感觉，如同一个人超越了恨。一边过滤红尘，一边深深地爱着——这尘土之上此消彼长的事物。”(《见血封喉》)在爱斐儿的写作处于相对成功的时刻，易于被感动的内心和散文诗(还有它内部的各组分)彼此商量着，将“以右翼炼金，以左翼打造纯银器皿”(《金银花》)。巧合的是，很多年前，柏桦曾写道：“左手也疲倦……”我也曾写过：“用右手作恶，但保持左手的清洁。”当真是右手亲近恶，而左手一心向善吗？事情的真相仅仅是：犹如每个人都是浮士德和梅菲斯特的合体，凡间尘世也是亦善亦恶的合金，因此，每个人都必须在隐喻的意义上，拥有对应于尘世善恶的专有部位。柏桦的左手倦于抓不住的善，我的左手徒劳地冀望于原本不存在的清洁，两者不但称不上积极的态度，反倒暗含着颓废、无奈和听天由命，倾心于失败，听命于破罐破摔；相比之下，爱斐儿的态度才称得上积极，她似乎更愿意“以月中玉桂研磨人世浮躁的病因”(《金银花》)。

这是爱斐儿洞明人与文体间的关系后，明了何种样态与性质的修正比适合自己的内心情怀后，才得以做出的文学抉择；作为对文学抉择的正确呼应，或为了恰到好处地对称于文学抉择，爱斐儿以百倍的耐心，同散文诗商量甚至讨价还价、锱铢必较，最终，将诸多文本处理成“非处方用药”(她有一本散文诗集叫《非处方用药》)。面对有病但可以被直观的世界，不需要夸张地引进CT和核磁共振，爱斐儿和她的散文诗就清楚地知道病在何处，甚至在某个轻而易举的瞬间，就知道处方在何处，药物在何处，煎制的方式是什么：“牵手连翘、薄荷与荆芥，用春水一盏，煎盛夏八分，加诗酒半盅，在水深火热的生活中滚二三沸，热服，解世间温热虚浮表症。”“以芳香率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背天葵子组成五味消毒饮，调制金花银蕊的济世药汁，化孤独痈疽、寂寞肿毒、谎言疮癣。”(《金银花》)或许，惟有个人意愿与作为文体的散文诗严丝合缝、榫卯相接之后，在已成的文本看来，疗救尘世之疾才如此简单，药物才如此家常，煎制的方法才如此简便易行。所谓非处方用药，就是不需要医生指导或遵照医嘱，从一决于良善之心的角度，每个人都能治疗自己，也治疗尘世；所谓非处方用药，就是诗人和散文诗一道善意地相信：这个世界确实有病，但尚未病入膏肓，仅凭常用药物就能痊愈。

　　看似柔弱的爱斐儿也令人欣喜地敢于动用帝王的口吻：“朕不要千军万马，也不要人头落地。男人去铸剑为犁，牧马，猎熊，疼爱妻儿；女人采桑养蚕，编织丝线，缝补更漏。不愿成为良相的人，就去做良医，让他们去镇心定惊，清肝除翳，修补贫富间的仇隙，让肉糜和素食不再代表某种阶级。”(《珍珠》)因为散文诗与诗人意愿间的恰切关系，以及诗的浓度与散文的散淡按适当比例进行搭配，总理河山之“朕”的帝王口吻，反倒显得温柔敦厚，拥有挥之不去的绵长力道；“朕”居高临下发出的指示或命令，仿佛在以善意的独裁，确保凡间尘世的清洁与健康，配合或呼应了家常的连翘、薄荷、荆芥、野菊花、蒲公英、紫花地丁、紫背天葵子……

　　在把更多的目光与心胸交付凡间尘世之后，爱斐儿将同样的心胸与目光交付自身；她偶尔施爱于自己的时刻因此显得温馨，却不自恋；看似自我抚摸，却又是如此慷慨大方，令人心动和感动：“你不在的时候，我把自己抱得有多紧！”(《见血封喉》)在这里，没有丝毫怨妇的神色和语调，杂于其间的，更多是对他者的强迫性理解，或者是强迫自己理解他者的紧迫性。这也是非处方用药，只不过这一次的药物用于自身，用于自身的脆弱，用于自身将落而未落的泪水，用于泪在眼角却有笑意装饰的脸庞，它历经凡间尘世之刀枪剑戟，在不断衰老，却因非处方用药而存美于沧桑。无论是碰巧，还是依靠出色的直觉，爱斐儿都算弄清了自己和散文诗之间血肉相连的亲缘关系；而在她弄清自己、散文诗和尘世间的关系后，更愿意固执地相信，即便在有病的凡间，爱与深情依然是值得的，依然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或许，正是携带此等心性，爱斐儿对尘世的书写，才是有效的，有力的；因此，看起来羞涩，实则饱满、坚强的句子诞生于爱斐儿笔下，不应该视作偶然的事情：“我等在文字那端。/等不来被爱就去爱你。”(《可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