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藏书的癖好,柳青一直是我重点收藏的对象,凡是与柳青有关的书——柳青写的或研究柳青的,我 见了都买,没有见过但是知道了的也会想方设法去买,买不到的就借来复印。近两年来,我不断地梳理柳青的资料,企图能把柳青的每一天都还原出来,随着时间的 推移,柳青的形象在我的脑海中逐渐清晰起来。看着柳青一生的足迹,我以为,可以把他这一生分为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16年至1938年5月,也就是柳青从出生到22岁这一年。这个阶段,是柳青从童年、少年到青年的阶段,他从一个孩子长 大成人。这一阶段,他的人生履历主要是求学,可注意的有三点:一是他从小病弱,落下了肺病的根,使他有了一个多愁多病的身体;二是他由学习英文爱上了文 学,种下了文学写作的人生信念;三是由少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到青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的思想倾向在现代中国纷繁的思潮中趋于左翼。
第二个阶段,从1938年5月到1952年5月,柳青从22岁到36岁。这个阶段,柳青到延安参加革命工作,到山西抗日前线,到米脂下乡, 到大连接管大众书店,再回延安到米脂县了解沙家店粮站有关工作和生活,再到北平(北京),最后回到西安。此一阶段,柳青一方面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做着革命 工作,另一方面他在革命工作和生活中,主要还是进行文学写作,写了一定数量的报告文学、散文和短篇小说,写了长篇小说《种谷记》和《铜墙铁壁》,积累了较 为深厚的文学创作经验。此一阶段可注意的也有三点:一是他虽然写了一些报告文学、散文和短篇小说,但他重点还是写长篇小说,从1945年到1951年,在 紧张的战争环境和革命工作中,他连续完成了两部长篇小说,可以认为写短章是他的练笔,写长篇才是他的重心所在。二是他的文学创作与现实生活紧密关联,他写 的是正在发生的或刚刚发生的生活,而这样的生活,又是他亲身经历的或是亲临现场采访、体验的。也就是说,在这个时期,柳青已经明晰并形成了自己的创作模 式:写与大时代紧密关联的大作品;全身心地投入自己将要描写和表现的生活,面对面地观察,亲身体验、感受;写正在发生和正在发展着的生活。三是形成了要建 立一个长期的甚至是终生的生活根据地,一边生活一边创作的想法。依笔者所见和推测,启示柳青有了这个想法的,一是他在米脂下乡的经历给了他丰厚的文学回 报,二是他在大连住在安适的二层洋楼上畅快写作的亲身感受,三是他1951年出访苏联时参观列夫·托尔斯泰故居,托氏住在乡间庄园边生活边写作的生活方 式,对他的触动。
第三个阶段,从1952年5月到1966年12月,从36岁到50岁,这是他在长安的14年,也是著名的被称为“深入生活、扎根人民”写 《创业史》的14年。这一个阶段,他从北京回到西安,在西安周边寻找栖身地,最后选定长安县为生活和写作的根据地。此一阶段,柳青有两点闪光被载入了当代 文学史:一是“深入生活”,这让他被看成是实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的作家的楷模,一是写成了反映中国农村正在进行的合作化运动的长篇 小说《创业史》第一部,第二部写成了部分文字,成为“十七年文学”被人津津乐道的“三红一创”(《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保林青山” (《保卫延安》《林海雪原》《青春之歌》《山乡巨变》)之一,是那个时代文学的代表作。
在长安的14年,柳青的角色意识非常明确或者说非常单纯:他是一个作家。甚至,他终生都很明确,他是一个作家,他要当一个作家,而不是其 他。强调这一点乍一看像是废话,其实不然。在长安县在皇甫村,柳青第一不是当官来了,第二不是当农民来了,他就是一个“深入生活”以为创作的作家。 1952年9月30日,柳青刚到长安县不久,就写道:“我已经下了决心,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和尽可能广大的群众与干部保持永久的联系。”“我今后作 品的数量和质量,将表现我的决心是否被坚持了。”“长期地在下面工作和写作”“今后作品的数量和质量”云云,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这一点。柳青对中国作家 协会西安分会(最初是西北五省区的作家协会)排名第一的副主席的位子看得都不是那么重要,以把主持工作的权力撂手放开为快,更不会把一个长安县委的副书记 放在心上,他兼任长安县委的副书记,是为了下去深入生活的便利,所以,一旦深入生活的一些问题得以解决,县委副书记反而成了累赘,他很快就辞去了。柳青只 保留一个长安县委委员的名义,那是为了查看文件(按规定,没有相应的职务不能看相应的文件)和到各处深入调研的方便。当时的中共陕西省委在给长安县委书记 的信中就很明确地表明了这一点:“考虑到柳青同志工作上的便利,决定保留其县委委员名义,必要时参加县委委员会议,听取各项工作的汇报,定期到县委看电报 和深入一部分可以到达的区、乡了解情况。”为了写作《创业史》,柳青确实是尽可能地深入广大的群众和干部之中,与他们保持密切的联系,也具体地参与了一些 农村合作化运动的实际工作,这样做,是为了“入乎其内”,观察,了解,研究,但他没有忘记还要“出乎其外”,要有一个作家的独立自主和高瞻远瞩,所以,他 曾经以一个青年作家深入农村生活,在一个生产队当社员,结果忘了自己的本分,三年以后当成“五好社员”,结果“不仅写不出好作品来,甚至于写不出可以发表 的作品来”这个事例,引以为教训,告诫作家深入生活不能忘记自己的根本。
第四个阶段,从1966年12月至1978年6月22日去世,柳青从50岁到62岁,这一阶段可以称为柳青的晚年。这12年,是柳青从人间 到地狱、由死到生的12年。他作为一个名作家、“黑权威”经历了“文革”的全过程和“四人帮”的覆灭。1970年从“牛棚”出来以后,他开始读书,主要是 历史书,包括中外历史特别是中外现代史,在读书中开始深刻反思。应该说,在柳青的晚年,在大起大落的命运折磨中,在“文革”的炼狱中,他的思想得以有了更 大的提升,提升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在这一阶段,他几次试图续写《创业史》,但都因为主客观原因未能真正实施,《创业史》第二部以残稿在艰难中面世,后两 部计划更是付诸东流。尽管《创业史》这部作品未能如愿完成,但他作为一个深入生活的思想者和作家,他的思想达到了他那一代作家可能达到的高度和深度。他与 大女儿以及与友人在长夜中的谈话,在自知来日无多的时日里遗言式的留言,留下了一个时代的代表性作家的深刻反思,这是一份丰富的需要慢慢整理、更需要认真 研究的文学的与思想的遗产。这份遗产,将使柳青的形象以更为丰满更为立体也更为复杂的姿态出现。
纵观柳青一生四个阶段,似乎可以用起、承、转、合来概括。第一个阶段,起,思想进步,爱上文学;第二个阶段,承,走上革命道路,以文学为自 身工作。短篇小说集《地雷》和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可以视为《创业史》的艺术准备;第三个阶段,转,结束东奔西走的生活,定居皇甫村中宫寺,一 边深入当时的农村生活,一边创作反映这个时期农村生活的长篇小说,以《创业史》成就作家自身;第四个阶段,作家接受生活的洗礼,思想拓展,精神升华,完成 “大写的人”。起、承、转、合是柳青作为一个人、一个革命作家的自我完成过程,而伴随其成长并促使其精神蜕变和完成的,是文学这颗种子。
(作者为陕西省作协文学创作研究室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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