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的现代乡愁和去意义化写作

文学的现代乡愁和去意义化写作

                                                                                                                                       文  黄海

文学的现代性和去修辞写作

作家的写作要不含糊地“进入”日常生活的状态，表达的是与这个身边既陌生又熟悉的世界，或明或暗的存在感。这些碎片一样的情景串联，或者说是断续的遭遇片段，都带着我们身体气味和温度的生活流。

      我由此想到修辞的文学会丧失丰饶的力量。

      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文学表达？大概是展示了一个大起来的“我”与我们深受的日常的关系：这之间有挣扎、无奈、愤怒、斥责，也有向往、亢奋、欢乐、憧憬，但深藏着的是他们的朴素和美好。

      文学最迷人的地方是如何表达它的现代性。其实现代文学正在去经典和古典性。反和返，两个不同势态的征程。

      文学一直在“去意义”的过程中揭示社会的万象。比如古典文学中的汉语诗歌，是如果把“意义”大隐在诗中，新诗是如何把“意义”显露出来。而现代诗是“去意义”的过程，甚至如何消解“意义”的。这一过程令人寻味，作家的自觉和个我回归是具颠覆性，人性在揭开伪装的修辞之后变得真实可靠。

当文学不再是虚妄的抒情、修辞、技术和故事性，它回到非虚构的存在，文学该是苦逼现实。斑驳、杂乱，甚至尘世、喧嚣之美，甚至是衰败、废弃之美，是为大美。一味宁静致远，巧夺天工，实为雕琢而已。

      阿列克谢耶维奇说：我所写的事关人的声音和细节，我试图从这些交谈中抓住时代的灵魂。作家保有率真的刻写，还原并记录生活现场的能力。这和文学的异化和扭曲生活表征是写作两个方向的极端，它们殊途同归的使命感是使人性得到张扬。生活不见光，而作家要做那一束光的传播者，刺穿、刺痛那些雾霾，传播的是现代文明和价值。

      在挤拥的中国街道腾挪一片内心的空间建立一栋自己的房子，这栋房子不只是放置化妆台和衣柜和睡床的私人物品，它还放置杂货店和卖场的五金、电器以及生活用品，还有在这栋房子里，还要盛装了自己的身体。

      我期望的文学是，不是把自己看成建筑，成为幻象，或乌托邦。而是自己营造一栋属于城市的殿堂，在这栋殿堂，它不华丽，但一定日常，它不雄伟，但一定挺立，它不世界，但一定特别。我想这是每个作家的梦想。他们生活在城堡里，可以想象自己、故乡、居住地与异地的关系，可以大一点来说，此地与故地、我与外在、此刻与未来、或者是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让自己努力营造的这栋建筑物成为庙堂或佛堂，供别人仰望和朝拜。草根和底层从来在中国就不是平民主义，我希望每个人从居住地出发，透过嘈杂的世相，发现触痛人心的部分。更高级的文学不只是真善美的表达，更是波澜不惊地叙述这些词的反向遭遇的人性。“我”在这个“小时代”却是大起来的，这或许是每个人所目击和思考的。

      在纷繁的当下展示一种自我并向外的衍生和扩张，在街区文化的暗流中涌动着每个人深度的焦虑。在普遍缺乏街区化的城市生活中，文学缺失了一块重要的现场：我和生活在这座城市这些人的内心世界，我的关照和对别人的关照。衰败的农耕文明和繁荣的中国当下，城市工地正在无序地膨胀，农民工和新城市的关系：它们之间，不是融合，而是进入。我们舍本逐末，理不清，理还乱，沉舟已过，枯木逢春。深刻和肤浅总是形影不离。文学的雾霾重重，看不清，但我们却身在其中，这是我们需要面对的。

      中国文学的避世、厌世和不争并不是自我颓废，而是自我阉割。士文化从来没有，何有隐士文化？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所以从人类社会文化的角度说，我们所剩的文学遗产其实不多，小半部《诗经》、大半部《唐诗三百首》及整部《红楼梦》。赋予山川和地方诸多文化意义成了游记写作的部分，他们却省掉了活生生的人和他们灵魂的居住地。他们要掩饰什么？——自己的懦弱和自卑，伪装和侏儒。

      回过头来，我想说说作家的乡土情结。作家守住乡土的道德底线是忠实自己的记忆。如果把乡土搞成篱笆、女人和狗，如果把乡土搞成田园、牧歌和牲畜，如果把乡土搞成花花草草和猫猫狗狗，甚至把乡土自慰成自己的农民哲学和世外桃源，诸如此类的种种低劣导致了文学作品中的人心荒芜和人性磨灭，乡土不复存在。写什么似乎又成了一个问题，文学作品的着力点是如何写下时代宏大而错综的微缩世界，个人史在作家的笔下是明晃晃的。

      面对荒废的乡土，仅凭记忆去勾勒逝去的田园让我无所适从。——是什么让我们得意忘形？故乡消失的不只是狐狸的尾巴，其实是人的逝去。对乡土中这些人的老去和消失，作家不应力不从心。文学做到“去意义”的过程尤为艰难。

      我忽然想起十年前我和作家杜爱民的一次对话，我是这么说的：

      一个作家靠记忆和经验写作是不可靠的。我想记忆是想把消失的经验挽救回来。记忆是一个不断被遗忘又重新被篡改的过程。记忆也是不可靠的，历史从这个角度来讲是没有意义的，它只是作家的心灵史，并不具备普遍的参考。也可以这样说，现在写作越来越具体，生活元素越来越轻和小众，越来越倾向于内心的生活，跟过去的文学相比，就会越来越有张力，越来越有语言的暴力。

      史蒂芬·金在《论写作》中说到，副词是劣根作品之源。我的理解是副词是指语言的修辞，会使作品失去了生活的粗粝和斑驳的光泽。过分追求修饰的过程是艺术丧失自我的开始，它伴生的是假、大、空。我相信作家的写作是个人史，每个作家都需要创造自己的经验，展开丰饶的想象去接近身边现实。在纠结和冲撞中去发现这些现实中的布景，在自省中描述这些人和那些事。

      美，心向往之，不必刻意雕琢。文学或艺术的创造是发掘美在腐败、衰变、卑微、斑驳中的力量，美存在于它本身的错位、颠覆中。文学不必一味追求虚妄的形式之美，比如语言、结构、论点，不必沉溺于历史、文化、道德。因为这些正在消失的浑浊的视觉，会把我们内心推到人性麻木的边缘。

      我觉得解放作家的写作，首要发掘尖锐的，逼近生存的，粗粝驳杂的人性。

乡土已成无限过去

      故乡的迁变这对我们来说可能是一种忘却和纪念，冲突，矛盾，五味杂陈的悲情，甚至是有些难过的掩饰。在生生不息的故乡，贫困与愚昧孪生，美好与野性杂居，青涩与希望共存，陈旧与现代互现，坚守与逃离分明，故乡于我每个人简直是一场突如其来的梦魇，短时间的聚变和长距离的隔阂让我们无所适从。故乡在旧与新的观念中挣扎，不断衰败和革新。在乡土中国，有很多的村庄，许多人离开了它，在别处，但它从未消失。但也有很多人，从未离开它，他们是这里的孤独者，耕耘，劳作，生育，成为日常的一部分，生活并未诗意，他们为存在而生存。诗意的表达和栖居于他们非常遥远，很多人只是把它作为人生的驿站和过客的村店，或者堕落成一种特色的标榜，这些伪的故乡在中国肆意妄为地存在，已成时尚。故乡是一种生殖和图腾，生机勃勃的乡土，它承载着我们的挣扎和愤怒，但希望一直潜行。我想，这样的故乡存在于乡土中国的意义是文化的一种传承和坚守。故乡从此繁茂，它是由诸多细小的事和物构成，像枝叶散开、伸展开来。故乡是具体的，它是五谷、柴禾、牲畜、土地、一个又一个叫得出名字的人和婚嫁、生育、死亡、疾病等。

    如今，这个故乡真实存在的,又被彻底边缘,但至今还在文字萦绕的故乡可靠吗?我一直疑惑这种省问是否变得不经对敲而支离破碎。故乡在每个人味蕾残存的记忆都是片段的，也许我们一生终未离开，却在拼命逃离，越远越好。这就是中国离乡式的悖论，在内心纠结中产生虚幻的假摔，乌托邦的营造，故乡成为一种皈依，一种宗教地。“月是故乡明”，那终究不愿面对和回去的故乡，每个人有多少难言之隐?

      “最终我们都要回去，回到不是故乡的地方，继续生活。”这就是现实，是我们坦然而对的日常。我们这代人对故乡的理解不同于背井离乡的祖辈，也不同于在被迁徙中失去故乡的我或我们。故乡不再是父辈遗留的祖产，那个虚无得只有童年记忆的地方，它无比清澈、光鲜，而隐饰浑沌、贫穷。“故乡”由此在一些人的记忆中变得不可捉摸。回到常识中的故乡有多难?在中国农耕和乡村文明依旧顽固侵扰的今天，不必说抵抗、担当，就算恻隐之心、面向真实的勇气也是可有可无了。

      我以为我生活中的日常才是安放心灵的集散地，它是我身边的街道、咖啡馆、健身房、购物广场、公共场所和居住社区，大一点说是我的居住地，我可以在此闲坐、散步、聊天和安眠，但能安稳我们内心的生活，它一定是丰盛而繁复的，它带给我们诸多的困顿和愉悦，思索和返照。这种故乡一定是真实的，而不是游离在永远或者有多远。

      我关心的乡村无关田园、牧歌、肥美、致远，它是即刻和此处：变迁、喧嘈、世态、此情此景。在众多田园风光描写中，伪乡土又多了某种农民哲学，所谓拟化和幻象成为摄取乡村的一种方式，它隔膜了我们这一代人对此真实的情感，乡土已成为休闲时代有些人的猎艳、猎奇、偷窥和享受的娱乐场所。

      如果我们所写乡土是有关嬗变和疼痛，多此一个乡土也没什么意义。

      如果我们所写乡土是有关变化中人心和世态，这是为自己立身。

      乡土在当下中国是一曲悲壮的哀歌，它文化的固守在时代的折返和嬗变中荡漾无存，比如说，我的故乡十多年前荷叶田田、稻香飘荡被公路和铁路支离；比如说，那些镂刻在我记忆的祠堂、大队部、榨油铺、毛时代甚至更早的民居建筑已经彻底消失；比如说，走村串巷的算卦先生、说书人、匠人、民间艺人、赤脚医生等，乡土文明被遗失和消解。故乡已面目全非，孤零矗立，没有依靠，一代人的灵魂如同浮萍，只剩下不可触摸的记忆，这些人，只剩儿时玩伴……

乡村消失，我们还有他们，聊以慰籍。这些事，这些人，无论卑微，无论贫贱，无论权贵，不以集体而存在，他们以私心告人，以直面示人。我以为撕开乡土这张皮不是农民的劣根，是这个变革时代豪夺强取的规则。向沉默者表达我们致敬，是每个人需要思考的问题。

      当心世人以愚昧、守旧、固执、自私对农民贴上标签，表达有人的不满和愤怒，万籁俱寂的乡村，最后可能的结果是向人类表示默哀。俱寂的不只是乡村的文明，还有人类的心灵。乡村的个体人物已为肖像，定格，除此，我们能做什么？

       ——拯救？太大了。我们无能为力。

不被遗忘的记忆。是我们要做的。

       我们叙述的是乡村的当事人，自己还是当事者。

       大国小民的无奈、悲愤、作贱，我们深深的痛。

      我以为现在必须要做的——要以己悲和物喜，这个“己”就是立身，但已满目苍夷的乡土；这个“物”是我眼前一天天正在消失的一砖一瓦的村庄。国人喜欢革心洗面和喜新厌旧，要做乡村的守旧者——这些故人和旧物对己的意义。

文学没有国家记忆，只有个人史

      比如恢弘的历史人物和个人史一样，是碎碎的。比如历史上的某人，像个异类，独行客、浪人和最后的过客，对我们来说，是要努力把英雄回塑到人的过程。

      比如日常，都是片段的，漫游者，在异地，经历和遭遇，我们是否有勇气一个人完成。

      可是当我们在遭遇享乐消费的时候，什么都有可能被消解，被个我，被流行，甚至可能被遗忘……不知耻的健忘令人类灵魂游荡，没有归路。朝花弄月，夕照抱云，随处的诗情画意不过在诗中，被小清新。也许是我悲观，禅心已眠，看此景生不出禅心。

      山中画一座寺庙，不如山路石级画一僧。

      画中有物，却不见人。情何以堪啊。

      由此我想到有人写的那些家国，我心头惊颤。

      现代人要完成一种现代人的乡愁仪式，不是要给裸露的乡村披上新衣，比如说赋予什么意义。在解剖田园的构成——那些人同样有欲望，有心魔，有阴暗，同样有病痛，有沉重，有杂陈，当然还有美好、有善良、有人性。

      救救乡村？千百年来，乡村被田园牧歌，被标签化，要么贫穷，要么诗情画意；要么故土难离，要么怀乡不遇，总是那么让人难以为情。是我们的乡村有了疑难杂症还是写作者自身病入膏肓？

      我们不必目测，而应亲历。

      乡村正在沦陷，正在消失。乡民逃离，土地污染，乡村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我们准备好了吗。作家怀旧也会加剧乡土的阵痛，它解决不了当前乡村遭遇的境况。当农业固有的秩序、环境、乡俗迅速被打坏、被破坏时，谁都不能只做旁观者，我们都成了亲历者。

      有一天我在敲打键盘，目光从楼上向下看，停在繁复的人群中穿过的街道。我要从楼下的那条街道朱雀路说开去，有关朱雀大街的历史记载：它是唐都城东西两侧的中轴线，两边金碧辉煌的门庭建筑，是皇帝的祭天之路。从杜甫的诗歌《春夜喜雨》到刘禹锡的诗歌《乌衣巷》，朱雀大街在唐诗中已无法寻觅到足迹。今天它只不过是载满车辆、树木、人群的一条大路，它与我们每个人遭遇的日常毫不相干。这些斑驳，杂乱，陈腐的细节已经在时间这个器皿里无声地消解，它的气息被今天被遗忘，而我们有些人的写作却在放大文化的意义。这些伪生活和伪文化的观念一直阴魂不散，那么请勇敢地撕开被地域和文化这张面具吧。因为日常遭遇正把每个人逼近丰富的当下……

      唐诗中的日常和人心的变迁，即使慢下来，但在今天读来还无比鲜活。

      今天的水泥和钢铁，昔时的青砖瓦弄，它对于今天的人和过去的人，抵达物质的世界是一致的。这个巨大的器物中装着事和物，但只有冥想是永恒的，唐代的诗人和今天的写作者，他们正把问题延伸到隐蔽的地方。时间史太大，没有边际；个人史过于恢弘，很少被个人。

      作为日常中的“我”，在杂乱的生活场景穿走，“我”一定是存在的吗？“我”作为叙述者，“我”在哪里？“我”还要去哪里？而结果是大多时候“我”被存在，甚至是不存在。

“我”可能就在这些琐碎的时间片段里。但作家把残缺的记忆串在一起——通过寻找“我”又回到开始的地方，周而复始。一个人的出生地、居住地，或者身份不停被生活刷白，又沾满灰尘，又被刷白。返回便成了无数人心中永远的乡村哀歌。它一旦响起，就不可能停顿下来。

      我们要回到哪里？也许我们从来都是来路不明。人性总是充满悖论，对我们来说，一开始的逃离却是义无反顾。

      无论是回到心灵的故乡，还是要回到庞杂的日常，时间只是一个意象，它指向的是具体的物和事。作家内心的焦虑和来自对现实的疑惑——过去的被经历和“我”的正在经历的，都成了靠不住的个人史。如果只这样的，一个人他的支离破碎的日常重要吗？他有自己的个人史吗？打开这些小人物的脸谱，他们只是一连串名字，他们可能是同名者张三李四王五赵六，也可能没有了名字。不同的是他们的命运连同这些农事、泥土、农具留在中国乡村大地上，成了最大的现场。或许没有人能改变他们的日常，所以我们敬重回溯和自我解剖的过程。

      几十年来，故乡的变迁如同中国式的标语凶猛和残酷，并在这条路上没有停止。轻重之间，时间已逝，这些人都是小人物，身边没有大事发生，即使发生也没有人知道。在那么慵懒的不紧不张的时间里，有人会在意吗。那些靠不住的和正在消失的，在他们之间，从来没有大事发生。像一本本线装的族谱，一页又一页矗立的是他们的名字。在乡村祠堂，烟雾缭绕。难道它是他们灵魂最后的栖身的场所？难道这是故乡的全部疼痛和劫难所在？

      当故乡置换成异地，我们在不同的地点，或者搬家、或迁徙、或在路上，在时间的节点，“我”完成的一种生命的仪式，还有些许尊严。活着，对于每个小人物却是异样的被动。但有人正在被抒写，那代人或我们这代人的不同，在被显微或放大的境况。

      举个例子说南宋的临安城。

      说到南宋临安，我先想到白蛇传说，故事柔美，但充满道德和礼教，是对人性的自由的美好扭曲。其次想到吴山、钱塘、西湖，好山好水。然后是蚕桑、龙井、片儿川面、吴侬软语，皆是美好。再是想到阿里巴巴和小个子马云，四周妖娆着仙气的杭州忽然多了几分想象力。

      关于现代的杭州，蛇精只是个传说，但宋词的妖娆却浸渍吴越每寸肌肤。

      一个如此妖艳之地，我总能找到对应的文字。诗说：水光潋滟liàn yàn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诗说：三处西湖一色秋，钱塘颍水及罗浮。诗说：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读来多少有些阴柔和伤感，但无可比拟的艳丽在中国诗歌中惊鸿一瞥，从此绝唱。

      这些诗人之于临安都是异乡人，他们面对的是家国、天下和小民，是日常的油盐酱醋，也是胭脂、粉黛和金戈，烦忧免不了，空寂还得有。但是他们装满了报国，曲高和寡，未免寄情于山水，幽光浮影，诗中少了世俗的烦扰和纷乱。

      也许胭粉之都并不缺婀娜和妩媚，也不缺精忠和伟岸，终会是两极。

      由此，我一直对杭州存在古典的误解和偏见。

      其实，一隅偏安，不只是地理的杭州，更是心里的杭州。

      文学史里的临安诗人没有此地，只有别处，绝非危言耸听。当一个在文化和政治都坐实的陪都临安，而诗人的精神从未抵近的地方，试想诗歌怎能有豪迈和宽广的气象呢。

       一个小时代遭遇了一群小诗人，情怀和家国了了、才子和佳人卿卿，悲情于诗又有什么用呢。

       所以，弱国无诗人。忧愁和颓废不可以诗，去国和离情不可以诗，南宋从此不再有诗人。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更工，诗人只不过在一厢情愿中通向诗艺的逼仄路上遣词造句而已。  

      所以，自信和雍容华贵的时代，诗歌可以言志，可以开颜，可以妄议，可以献媚，可以抵抗，可以流连，可以俯视，可以驰骋，可以厮杀，可以淡泊，可以婉转，可以多情，可以激越，可以宁静，同样可以“天子呼来不上船”。

      这才是诗。

      诗歌所至无所不能。

      以上之说，对照其他亦然。

      而对比当下，过滤敏感词和作家自我阉割比比皆是，他们是依附在人民皮肤的牛虻。

      回过头看文学革新，所谓技艺、所谓语言、所谓地域、所谓题材、所谓表达，凡此种种，并没有触及社会深层的问题，日常在写作中的缺失造成的后果是精神的高蹈和思想的伪作。有人习惯布道，不表达来自他人和自己的遭遇。

日常已大于我们的想象

      在西北生活二十年，南方在我的词汇里可能是暴力的：

      它是拆建的厂房、车间流水线、斑马线、机器轰鸣、小卖部、出租屋……那片城乡结合部像杂交的野兽和温存的胭脂水香，它正在渗出身体的体味、头痛、失眠、疾病……几乎是一夜疯长。南方，好多人赶在路上，好多人正在抵达。它是许多人不断迁徙中的异乡，一辆绿皮火车整夜穿越的大地，一代人集体的记忆与两毛钱邮票、与电子手表、与录像厅和桌球、各种证件……休戚相关的事物，正在消失的事物。

      今天，重拾这些记忆，每个人在路上也成为日常，迁徙也成为日常。今天和曾经的南方也在消失，几乎每个城市都在经历那样的南方，南方不在作为地域意义的写作区别，不再是符号化下的叛逆者的姿态，南方成了梦想者埋葬青春，生儿育女的异乡。有人在不断转变自己的身份，寻求身份的认同——精神的、文化的、地理的，最后还是落到了生活的——被同化的又充满晦涩的生活。隔阂、代沟、伤痕，一个人一生，无根无序，从宗教的意义来讲没有超度。南方是谁的异乡，没有人知道。

      这些曾经被人镂刻和打磨的工业半成品，这些和人一起成为塑像，而写作者自己正在缺席。那些散发潮湿的南方地域散文，楼台亭阁、花草鱼虫，无关痛痒，却独自哀伤。它在时间和精神的纬度上走向反面：

这些伪的是悟出来的，不是生活的智慧，他们忘了无数个“我”与生命冲撞的意义。

      我们低估了记录作为文字的某种方式的深刻性，足以证明不加雕饰的表达是丰富的。修辞也许是可耻的。它的直接，粗壮和有力纠正了惯常的文学观念，指向逆向审丑的意义。

      写作必须表达精准和具体。这些应来自日常生活的斑斓，拉杂着他与不同人和事之间心灵照会。这些细节鲜艳而有力地穿插在城市地带之间，遍布自己震荡的感受，对生活现场的切片有着精细的操作和把握。城市的一切度可以作为物象，撞击着每一个来路不明的人。

      它直面逼仄的现场，带着日常的体温和敏感，在我看来正是写作行进中所要表达的。如果我们对所处城市的水泥、钢铁、天花板、沥青道路、地铁、斑马线、小区、灯红酒绿的布景产生免疫，我们拿什么去对应这座城市日常的经验和情怀？

      文学之胃如果消化不了日常，尴尬不可避免。

      虚妄的叙事和修辞让我们远离人类最根本的真善美，所谓的诗意表达也将不复存在。

      比如楼道、斑马线、街区、地铁、公共汽车等已为城市日常的一个个关键表征的词语，它相当于农具、庄稼、牲口之于乡村一样，成为人之心灵居所之必要。从大的一点说，我想对于文学的意义是城市文明开始和建立。

      写作是没有藩篱的，司空见惯的物也是我们写作必要跨越的障碍。

      所以，剥开看比回头看更彰显文学的要义，剥开看的是人性的赤条，回头看的是穿有衣服的皮影，没有肉身。

      所以，写作是要像手术刀那样精准到腐质，只有疼痛还不够，还必须刮骨疗伤。

      日常叙事的确立，散文于是有了鲜艳和妖娆的隐秘，有了深远和宽阔的力量。日常叙事就是要把那些正在发生的和变化的日常甄别地写实，这一过程将会大于作家的想象，它隐含人类的善恶与道德评判。作家笔下一切的荒诞、反讽、幽默、旁观、解构等，日常已大于我们构想的所有。

      当我们与日常不期而遇时，每个人都可能成为生活的失恋者。而记忆却是反向遭遇这一切的。对照岁月，不只是个体某某，在这个世界，所有的隐痛、孤独、决绝和生亡，没有彩色，它给我们的可能是黑白。其实，我们身体的欲望却在真实地发生着，这种鲜明的冲撞对于自身的审视和剖析变得浅白。谁也毫不例外地置身于它汹涌的潮流中，对每个人来讲，时间只是不断被迁徙的过程，爱情也是，命运也是，灵魂也是。

       疼痛，是一个作家写作所应具备的基本宿命，这个东西是骨子里的。但疼痛解决不了文学中的根本问题，它可能只能解决读者的问题。很多伟大的作品，其实是平淡无奇的，甚至是寡味而晦涩的。“永远在路上”是一个作家的生命姿态，这样我们的笔下就有卑微的和细小的人和事。

      也就是说，作家是为生活的日常而写作。那些繁复而驳杂的光阴，个人情感与社会跌宕的把握，这些片段和迷乱之后的场景，我深刻地感受到“人”的确立和表达。

不为“真理”或“常识”的写作，是许多写作者要面对的问题。新散文那批作家是修辞的写作。他们解决不了语言自身的问题，他们最多是对词语进行掘进，是词大于文本的写作。他们的写作成为自己个人语言的狂欢和表演的时候，在底层叙事的优越感和主流意识成为所谓主流元素的时候，我越来越警惕到这个平庸的年代，已经没有伟大的冒险者了。

      写作是创造性的工作。大家都这么写只是表象。这种表征蕴藏着更进一步的风险，那就是其中的平庸和流行元素，向后撤退的固守有些人开始就意味着结束。新文学和旧文学都会有这样的问题。从小到无限的可能性来说，文学才会有繁复而迷人的差异。

      在生活普遍保持沉默的时候，我们可以找出若干个丢失自己的理由，我们不再想到它，这些日常的经验、判断、常识，这些曾经让我们崇尚的词，关于美德、责任、信用等。这一切正深刻地变化着……作家需要倾听着这个世界的嘈杂，同时也在向它发出声音，在他自己的国度——在小镇，在县城，要做一个人，应有的孤独感和崇高感。无论是个人史，还是村庄史，我们都是被迁徙的一代，从村庄到城市，从本地到异地大概如此。

      但是，还有一双无形的手笼罩。我们连抗争的机会也没有，挣扎一下就被时间覆盖过去。

      我觉得这可能是文学的大道，大只是隐入市井而已，小却隐于大地。小对于文学来讲，是必须的，小也是对写作保持的谨慎和节制。

      夜晚和白昼对于今天身处的城市的每个人来讲，错位的不再是时间、秩序，不再是灯红、酒绿，不再是嘈杂、喧闹，不再是开始、结局，而可能是人心的躁动和荒芜，在陌生的某处，每天迎着的是各种从未停歇的遭遇。我们准备好了吗？在面对巨大的生活场和现实流时，又如何截取、进入和分解这些未知的部分，又如何把这种结构性的生活元素融入文学的本质？

      也许没有人清晰地说出文学为何。

      但写作者的内心必有一处自留地，深藏的与众不同的隐秘。

      当有人在与城市相遇的正面时，他正剥开你看见的一些人，一些事，生活被撕开伪装的面具，生机勃勃的场景，充满令人寻味的返照，而文学也许只需要一个截面，他一层一层地剥，剩下的核正在呈现。城市这座迷宫里，装有很多人，他们走在街道、窄巷、里弄、城中村，逗留在出租房、广场、车间或办公室，他们是泥瓦工、水电工、手工者、企业老板、流浪汉等，在白天，有人互相看看，又迅速擦肩而过。在夜晚，重复同样的举动，但这些人换成了站街女、夜行者、醉鬼、无业者、小偷和恋人等。我们看到灯红酒绿的夜晚，街道两边的夜店闪着光，这些光的背后写着某某银行、医院、酒店、餐馆、歌厅以及茶秀、便利店、肯德基等。热闹纷繁的日常布景，我们要写下这些人，这些事，但对比活色生香的日常，却顿感文学如此表达的寡淡无味和单调无力。

      无论如何表达，作家总是无法逼真呈现所谓的写实。

       即使是伟大的唐诗，我们要从中找到李白那时的日常也非易事。

      那么，文学的要义是什么？是吃喝拉撒，还是家国天下？

      李敬泽说，文学是绝对地确立个体的时代。

      这似乎回答了上述的问题。

个体在文学中对照出一截社会的变迁史，当无数个个体在那段时间的物流中，被淹没，被扭曲，甚至被劫道，那么作家就是要做那个借尸还魂者，帮助他们说出自己的遭遇和思行。

      那么，写作者如何说才是确立的呢？我的理解是他们个人经验的独行、思想的特立、表达的有效。

      其实，在任何时代，生活的存在总是大于作家笔下的想象。当写作者基于生活的层面写下所谓的现实时，他们只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从一瓢水想象生活的汪洋现实，观照的当下是否经验一定得当？关联的时代是否一定再现？问题是这些彼时的所谓的现场感真的扯上了关系吗。所以忘乎所以未尝不是旁证、不是钩心。作家写实般的现实，也许会成为读者虚构的想象……